“防空洞里的抒情诗”

穆旦（1918-1977）是一位命运颇为坎坷的现代诗人。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外文系，受到著名文学理论家燕卜逊（William Empson）、诗人闻一多和冯至等人的影响，写出了《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等作品。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穆旦参加中国抗日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在胡康河谷与印度东北的热带雨林中九死一生，后来撤退到了印度。抗战结束后，他曾在沈阳担任《新报》主编，这份报纸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很快被取缔。

1949年，穆旦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学习英语文学以及俄语文学，回国后曾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晚年的穆旦以翻译英语、俄语诗歌为主，诗歌创作变成了“潜在写作”，作品在去世之后才为读者所见。和新诗史上不少诗人一样，穆旦也是一位在逝世后才被“重新发现”并进入文学史的作家。穆旦诗歌的海外译介情况也与此类似：虽然上世纪40年代即已开始，却在上世纪80年代后才真正得到广泛传播与接受。

走向世界的最初尝试

穆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最初是由他的一些诗友以及他本人推动的。1946年，穆旦的同学、英国文学研究专家王佐良在伦敦《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杂志上发表一篇英文文章《一个中国诗人》，介绍当时还是青年的穆旦，这是海外第一篇专门介绍穆旦的文章，与国内对穆旦的评介几乎同时。王佐良这篇文章虽然看似略微偏颇，却不乏洞见，他在文中提出了“穆旦之谜”的说法，认为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定心情，另一方面他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不过，王佐良想表达的并不是穆旦照搬了英国诗人的诗风，而是他的创新性：“最好的英国诗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没有模仿，而且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唱歌。”王佐良更为强调的是穆旦身上那种“受难”的品质，这种品质在“中国式极为平衡的气候里”是相当罕见的，穆旦的优点在于“以他孩子似的好奇”“去爬灵魂的禁人上去的山峰”，这些观点对于后来的海外研究者也颇有影响。

1949年至上世纪50年代初，穆旦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学习英语文学以及俄语文学，同时也尝试进入英语文坛。他将自己的一些诗作翻译成英文，其中有两首被收入到1952年出版的《世界诗歌金库》（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 Translations from the Great Poets of other Languages）中，分别是《饥饿的中国》（选一）、《诗八首》（选一），这本书收录的中国现代诗人还有闻一多（3首）、冯至（3首）、李广田（1首）、卞之琳（2首）、何其芳（1首），穆旦是其中最年轻的诗人，可见编者对其作品的认可。

从诗名不彰到闻名欧美

上世纪50年代中到70年代，海外很少出现关于穆旦的翻译与介绍。比如1963年在美国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诗选》（许芥昱编译），虽然广泛选入了“五四”以来的44位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郑敏、杜运燮等穆旦同代人的作品，却未选入穆旦作品。可见其时穆旦诗名不彰。

与新诗史上的多位诗人一样，穆旦也是在逝世后才得到广泛承认，尤其是1981年《九叶集》出版后，这位诗人才作为“九叶诗人”的代表重新进入文学史视野。在这个过程中，海外诗人、学者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在加州大学任教的叶维廉和他指导的博士生梁秉钧，两者都是诗人型学者。

梁秉钧1984年完成的英文博士论文《反抗的美学：1936－1949年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研究》可以说是海内外第一本较为全面地研究“九叶诗人”的博士论文，甚至要早于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专著。其中关于穆旦的一节《穆旦与现代的“我”》译为中文后很快在汉语世界流传，对穆旦在海内外的认知与接受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梁秉钧注意到穆旦诗歌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即对“自我”的书写，进而认为，穆旦诗歌那种自我的不完整性与自我反观的书写让他与郭沫若或徐志摩诗的“我”区别开来：“穆旦的诗正是这种发展至内省阶段的现代主义作品，不再是一种自我的爆发或讴歌，而是强调自我的破碎和转变，显示内察的探索。”因此，穆旦也就与“五四”以来流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抒情路线明显区别开来，独具一格。可以说，梁秉钧的观点影响了海内外相当多诗人、学者对于穆旦的认知，穆旦的“自我”书写成为了讨论的热点。

叶维廉则广泛收集、翻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诗人的作品，结成一集在1992年出版，即《防空洞里的抒情诗：1930-1950年的中国新诗》（美国加兰出版社出版），选录的主要是包括“九叶诗人”在内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其中穆旦诗作7首，是数量较多的一位。耐人寻味的是此书的书名“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它不仅暗示着“抒情”与战争的反讽性关系，也在强调，在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依然有不少中国诗人写出了真正“现代”的新诗。这个书名取自穆旦的同名诗作，可见叶维廉对穆旦诗歌价值的推崇。书中称穆旦是“九叶派”中最强有力的诗人之一，认为穆旦的诗既有重量，又有活力，其重量体现于诗歌的深度、视野以及密度之中，比如其充满哲理的探寻与质问，跳跃的想象；而穆旦诗歌同样也富于“热血的活力”，诗中充满能量的意象与声音的流动，有多重言外之意。可以说，叶维廉和梁秉钧这两位诗人学者、翻译家把穆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92年，美国著名新诗研究者奚密（Michelle Yeh）也出版了其编译的《现代中国诗选》（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收录较为全面的英译汉语新诗选，其中收录了5首穆旦作品，并在导言中重点讨论了穆旦的诗作《自己》。

上世纪90年代后，穆旦作品在英语世界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译介与接受，出现在多种新诗选集或中国文学选本中。据王天红《穆旦诗歌英译述评（1946-2016）》中的统计，穆旦有78首作品被译为英文，超过其诗作总数的一半，其中不少作品还被多位译者翻译。可见，穆旦已广泛地进入英语世界读者的视野。

由笔者与奚密教授及美国MANOA杂志主编Frank Stewart三人共同编译的《新编百年新诗选》（New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即将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对奚密之前编选的《现代中国诗选》的一次全面扩充，共选入了百年来84位诗人的300余首作品，有20余位译者参与到翻译工作中，可以说是目前最为全面的英译新诗选本。其中选入穆旦诗作6首，穆旦是入选作品最多的诗人之一，这代表了编辑团队对穆旦诗歌杰出成就的认可。

永存中国现代诗歌史

穆旦诗作在英语外，还被翻译成日语、德语等其他语种，在全世界传播。比如日本汉学家、九州大学教授秋吉久纪夫就曾翻译穆旦诗歌，以《穆旦诗集》为名，由日本土曜美术社1994年出版。书中囊括了穆旦从早期到晚年的66首作品，还附有穆旦年谱、作者的采访与评介文章，以及王佐良、唐祈、周与良的3篇评论和回忆文章的译文，可以说是一本较为全面丰富的选集。秋吉在序言中指出，穆旦诗歌“是以人类与生俱来的痛苦所交织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为对象，这种独特的诗的旋律，在中国诗歌的漫长的历史中，可以说还未曾有人奏响过”，这与王佐良在《一个中国诗人》中的观点遥相呼应。秋吉还谈到了穆旦诗歌对战争的深刻反思。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穆旦也被海外出版的多种文学史详细地介绍、讨论。比如1997年英国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杜博妮等撰）、2001年美国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梅维恒主编），还有影响更大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2010年出版）和《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王德威主编，2017年出版）等。其中，《剑桥中国文学史》奚密所撰的章节重点评述了穆旦的代表作《诗八首》：“醇郁的语言、吊诡的意象，穆旦的《诗八首》组诗（1942）反思灵与肉、对爱情的渴望与无可避免的幻灭之间的冲突。爱情只是语言照亮世界的一瞥，环绕着世界的是巨大无形的黑暗。”“《诗八首》彻底打破了对爱情、生命、自我的浪漫幻想，刻画了人类存在的困境。”她对穆旦诗歌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作出很高的评价。《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则在关于穆旦的专论章节《一个年轻诗人的画像》中，详细介绍了穆旦的生平，尤其是其参加战争的经历，由此重点讨论了《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与《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这两首书写战争的诗歌，认为穆旦揭露了深层次的现实，表达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对现实世界的洞悉，因此与同时期书写战争的诗歌明显区别开来。

概言之，穆旦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代表之一，已在海外被广泛译介和接受。穆旦对于自我的内省式的探寻、在语言上空前的创造性以及其诗歌中的受难精神，都是中国现代诗歌中相当独特的品质，也是其被海内外研究者不断探讨与研究的原因。可以说，穆旦诗歌不仅丰富了中国新诗的版图，也让全世界读者得以了解中国诗歌所具有“深度”和“强度”。

（李章斌，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标题：“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穆旦诗歌的海外译介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1年12月02日   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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