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就任已满一年。美国国内民调显示，一年前拜登的支持率为55%，现在只有33%。无论应对疫情、恢复经济、弥合国内分裂还是重振美国领导地位，拜登施政可谓建树有限。
上台伊始，拜登政府即提出美国外交要为本国中产阶级服务，表示“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界限将不再明显。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工薪家庭”。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中产阶级在人口中占据大多数，社会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7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中产阶级队伍出现分化，小部分向上移动，大部分向下滑落，“橄榄”被压扁，两头变大，贫富分化加剧。当前美国社会政治极化、党争恶化，种族、宗教、阶级以及其他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与此大有关系。
美国两党均认识到这一问题，前有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现在拜登更是直接喊出“外交服务中产”，只是说易行难。
首先，美国仍习惯于充当世界“灯塔”，美国的繁荣强大与国际领导地位捆绑，内外资源分配常常顾此失彼。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将庞大国力优先用于解决内忧还是应对外患方面举棋不定。“9·11”祸从天降，更是扰乱美国战略视野。美国先后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介入多场小冲突，强力干预国际事务。持续维持全球数百处军事基地，常备十几个航母打击群巡游各大洋，保持前沿存在。这些部署都是吞金兽，仅一场阿富汗战争即耗费超过2万亿美元。
其次，美国判断当今世界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声称美国最大挑战和“威胁”来自中俄等新兴力量崛起。冷战后美国在全球推广“普世价值”和经济自由化。特朗普上台后将“国家安全”泛化，美国国际经贸政策要为“安全”让路，政治凌驾于经济。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对外国投资、外国企业在美经营、涉外科技人文交流和科技合作的限制。拜登政府不但继承这些政策遗产甚至还有所推进，这些行为长期看将影响美国的竞争力。
另外，为应对所谓“中国挑战”“中国威胁”，拜登政府继续增加国防开支。拜登上台伊始，声称让外交回到美国政策的核心，意指美国将减少海外军事手段运用。但去年底前美国府会协调后通过的年度国防预算，在政府其他开支缩减的同时，逆势大增5%以上。其中明确指向中国的“太平洋威慑倡议”，政府申请51亿美元，国会又慷慨追加20亿美元。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势必挤压美国国内福利和投资，瓜分中产蛋糕。
第三，美国承担的治理责任难以推卸。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度过碳排放峰值期，低碳减排的国际能源政策是多重国际博弈产物，有着抑制新兴市场和发展国家追赶西方的战略动机，对发展中国家挑战更大。但美国是化石能源资源富集国，调整能源结构动力不足，行动迟缓，低碳化对美国经济也形成不小挑战。特朗普任内，为落实“美国优先”，违背国际承诺退出巴黎协定，实施拯救美国化石能源工业计划，遭遇舆论强烈反弹。美国独立研究机构荣鼎咨询报告显示，美国能源碳排放于2007年达到峰值，之后到2015年以年均1.6%的幅度下降。但自2016年以来，美国碳排放年均下降水平明显放缓，2018年不降反升，增加3.4%。
拜登上台后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并高调现身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达成减排新目标。但疫情期间美国碳排放仍在增加。荣鼎咨询最新报告称，美国2021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比增长6.2%，燃煤发电量激增17%是美碳排放反弹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媒体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国愈发偏离实现2025年和2030年气候目标的轨道。拜登将减排作为美国恢复国际领导力的主要支柱，但其减排努力甚至在党内都存在巨大阻力。去年底，拜登“重建美好”三部曲之一的基础设施计划因包含清洁能源内容，遭到来自化石能源州的民主党议员反对而功亏一篑。低碳战略对美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远非轻而易举。
第四，美国对全球化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认知明显错位，贸易政策出现严重偏差。一是拜登政府迟迟不肯放弃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加征关税不能增加美方收益，相反，统计表明美国损失更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仅在2020年，加征关税就令美国普通家庭开支增加近1300美元。另外，贸易壁垒使美国2020年实际GDP降低0.5%，负面影响预计还将持续十年。加征关税也不能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针对中国的关税只是将部分进口转移到越南等第三方，美国仍面临贸易赤字上升的压力。
二是单边制裁难持久，也有损美元地位。美国发起单边制裁依靠的是市场规模、技术先进以及金融霸权。但制裁本身会慢慢削弱这些优势。
三是按价值观重构产业链和贸易圈是开历史倒车。冷战时期，国际贸易被意识形态和势力范围分割，苏东集团的发展固然受到极大阻碍，美西方贸易圈内部也存在高壁垒，阻碍各方利益最大化。美国、欧洲以及冷战时期的苏联集团均看重贸易条件对等，而亚洲“小龙”“小虎”则在两大集团之外，抛开“对等优惠”等先决条件，敢于“吃亏”（劳动力收入低、资源压价、环境受损等），引进外资，促进出口，结果迅速腾飞，造就“亚洲奇迹”。亚洲经验表明，贸易的本质是互利，只要开展贸易就是好处大于坏处（发展起来慢慢改善），增设贸易条件是适得其反，也不可能提高本国劳动者地位与收入。
关税、技术壁垒、阻碍人文交流、国家安全审查、打造价值观供应链以及分割国际贸易，这些非经济干扰均增加经贸活动的总成本。美国去年12月通胀已达7%，创40年来新高，美联储承认通胀非暂时性，并决定更早更多次加息。但美国迄今的国际经贸政策却是在为通胀火上浇油，当然更无助于为中产解困。
美国目前的思维和作法短期内恐难改变。但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建议与中国等国通过谈判建立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希望类似建议可以付诸行动。正如在气候变化领域那样，各方可以就补贴、数字经济和税收等问题展开深入谈判，通过协商对话达成新的共识。这才是拜登政府服务美国中产阶级的更好政策路径。（廖峥嵘，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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