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印度对在印中资企业释放出一些复杂的、相互矛盾的信号。一方面，印度政府对中企进行针对性税收检查，并做出惩罚性决定。另一方面，印度媒体又放风说政府在考虑放松对中企投资的一些限制。这反映出印度在外资企业面前的矛盾心态：既希望外国企业到印度投资，发展印度经济；又不希望外企在印获得利润，“抢”走印度人的钱。
印度可能认为，针对性税收检查、限制投资等措施是对中资企业的“精准打击”，不会影响其他国家企业对印度投资环境的整体判断。但这可能是一个误判。印度打击中企，其意义超越了中印关系，涉及印度能否兑现自己对外资企业的承诺，能否把经贸问题放到经贸语境下处理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国，在历史上，印度与美国、意大利及周边国家都曾产生过一些纠纷，也有对外资企业秋后算账的记录。所以，印度的行为，短期内打击的是中企，长期来看，损害的是印度的国家形象，以及外企对印度宏观投资环境的信心。
选择长期利益还是短期利益，经济社会利益还是政治安全利益，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都要面临的选择性困境。一方面，印度希望中资企业能够增加投资，尤其是对制造业的投资，这样可以承接一部分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制造业，促进“印度制造”，增加就业机会。这正是目前印度政府所积极推动的，也符合其长远利益。另一方面，印度想在中资企业身上榨取更多的收益，这符合印度的短期经济利益和政治目标。
然而，印度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如何打击中资企业，不是如何通过中资企业向中国政府传导“外交压力”。2020年境外中资企业向投资所在国家和地区缴纳各种税金总额合计445亿美元，对印投资在其中所占比例甚微。印度打压中资企业，只会让中国人窝心，但难以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对印政策。即便有，也不会是对印度有利的影响。印度需要思考的是：印度经济发展缺少的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文化多元、政府和社会都相对弱势的国家，印度内部改革动力不足，障碍性力量很强，这让很多印度政治人士黯然神伤。最近，印度政府被迫终止的农业改革法案，就是一个例证。事实上，不仅仅是印度，很多较大的发展中经济体都会面临改革难、调整难的问题。在这种时候，外来投资不仅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还能带来强大的改革动力。
印度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成就亚洲新的经济奇迹，最便捷的路径就是借鉴“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的成功经验，积累资本、引进技术、培养人才。其中，引进外来投资，尤其是制造业直接投资，可以一举三得。莫迪总理上台以后，提出“印度制造”口号，将发展重点从服务业转为制造业，以期每年为超过1200万的年轻人提供就业。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外来制造企业的直接投资。当然，作为东道国，印度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向外资企业开放国内市场，允许外资企业获得一定的利润。只有这样，印度才有机会实现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外资企业也能从印度的发展中获得收益，壮大自己，实现双赢。
当然，与东亚国家不同，印度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经历和政治模式。但是在二战后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到现在为止只有东亚国家和地区真正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径。无论印度如何选择，有三点都是必须做到的：
一是要走出“后殖民主义”心态。印度在1947年就独立建国了，但殖民主义的阴影仿佛挥之不去。殖民地时期，投资、贷款和贸易协定等，都曾经是英国等西方国家在印度推行殖民主义的手段，这给很多印度人心中留下了严重的阴影。因此，印度人对外来资本一直非常警惕，总担心外资背后藏着什么阴谋。直到现在，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印度获得的外资都是比较少的。
二是要接受共赢思维。在殖民主义时代，国际经济关系主要体现为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但是在主权国家时代，国际经济关系以共赢的贸易为核心。各国竞争的是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以及在价值链条中的地位。在印度的文化典籍中，大量存在着一方打倒另外一方、压倒另外一方的论述，连同一个宗教的神之间有时都不能和平共存。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又强化了忠诚和利益的单方向传递特征。在这种文化框架之下，很多印度人缺少互动式思维，缺少共赢理念。在计算得失时，往往盯住对方的得，并把对方的得当作自己的失。这导致各国与印度的经贸谈判都不太容易。
三是要建立服务长远的政治能力。在中印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印度民间有一些反华情绪。但是作为政府机构、行政部门，应该从印度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不服务于人民的政府不是好政府；但是，消极被动地一味迎合民粹主义情绪的政府，也一定不是好政府。只有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盯住长远目标不动摇，一个国家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张家栋，作者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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