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迟：日本人眼里的中国三个半军事家是谁？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在日本人当中盛传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曾任北洋政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黎元洪总统府顾问、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部总参谋长，时任蒋介石特使、国民政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的蒋百里排第一；时任国民党蒋介石的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杨杰排第二；时任桂系军阀的参谋长、民国训练总监、“小诸葛”白崇禧排第三，他刚巧曾经是保定军校蒋百里校长的学生；时任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因为瞎了一只眼睛，算半个。

　　日本人为何这么说，为何在将星云集、才俊无数的中国军事家里只推崇这“三个半”其实是4位？那今天本文就来简单分析一下这四人的过人之处和丰功伟绩，他们是如何因为军事生涯显赫和军事学术广为流传而受到人们推崇的，是怎么令自负傲慢、很少佩服人的“东洋鬼子”折腰的？毕竟，让敌人赞美你，那是不简单的。

　　[注：下文只是我根据史料而重新认真编写的。至于说我本人的看法，蒋百里我第一欣赏，他是真正的军事理论家；刘伯承我第二欣赏，他是真正的军事指挥家。只是比他们强的军事家，其实在国、共两党里还都有不少位。杨杰我第一不欣赏，虽然他有很多优点，但感觉智商并不够高；白崇禧第二不欣赏，虽然他有一些成就，但才学并非真正一流。他们之所以被日本人看好，因为前两位是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后两位则比较早与日本人交手且取胜。]

1/蒋百里：他是军事理论家而非军事指挥家，但其影响和作用不亚于任何将帅

　　蒋百里（1882-1938年），原名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岳父，民国陆军上将，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家学渊源，早年时代接受了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国学深厚。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失败深深刺通了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时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影响，饥渴地阅读新书。1900年到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翌年东渡扶桑，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三期(此前在成城初级军事学堂)，光绪卅一年（1905）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与蔡锷、张孝准并称为“中国三杰”，日后三人都成为非凡人物。

　　蒋百里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于1937年编著的《国防论》出版后曾轰动一时，书中第一次提出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成为整个二战期间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日后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白崇禧等多人。在这部让他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老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蒋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蒋百里终身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先后被梁启超、胡适、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蔡锷、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历史风云人物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同道，但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他的盖棺定位，应该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回忆他的文章，或者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都审慎地使用了“军事学家”一词。王氏说：“百里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军事学家，他未曾典兵，而他的学生多是典兵大将；他的军事著作虽不算多，而片语只字都可作兵学经典。”在“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挽诗里，却说他“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黄任之的挽联则相对客气一点：“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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