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乌克兰民主政治的艰难历程【2】

“见好不收”的反对派

但是另一方面，反对派的组织程度也是相当的差。整个运动由许多党派组成，从左派的社会党到极右的乌纳翁索 （UNA-UNSO，“乌克兰国民公会-乌克兰民族自卫”的简称，一个由退伍兵发起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从国会中有相当影响的三大反对党（祖国党、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和斯沃博达党）到无数院外小党派、非政党类型的NGO和其他民间团体，从基辅市民到各省人士，尤其是基辅市中心“广场运动”的几十万参加者到中后期约有半数是来自基辅以外的乌克兰各地——这是现代史上首都广场运动旷日持久时常见的一种现象。

这些外地参与者如果不是当权者纯粹用钱雇佣来做戏的，而是真正“热血沸腾”、不惜劳顿远道前来的“愤青”，就往往会比本地市民更激进，有“既然来了就不能无功而返”的劲头，同时也更不受本地反对派组织的控制——或者说，本地反对派只有迎合他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们。如果本地反对派中也存在影响力竞争，而且又缺乏像曼德拉那样拥有强大道义资源和“受难圣徒”形象的人物来呼唤理性，那就很容易出现哗众取宠、“比赛激进”的场面，造成“见好不收”、难以妥协的困境。

整个“欧罗迈丹”运动中反对派的代表曾与亚努科维奇当局不断谈判，并且多次达成妥协。前期的妥协可能是亚努科维奇的缓兵之计，但2月16日、21日的两次妥协是在亚努科维奇逐渐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达成，他显然是大势已去，几乎接受了反对派的所有条件，很难说还是缓兵之计了。然而当反对派代表到广场上向群众宣布协议时，得到的或者是“群情振奋，要求乘胜追击”的欢呼，或者是不屑妥协、不满代表“软弱”的嘘声，唯独很少对妥协的响应。

事实上，2月22日议会所做的各项决议，大都是前一天反对派代表、亚努科维奇本人与波兰、法国和德国的欧盟调停人三方签署的协议内容：恢复2004年议会制宪法，年内提前大选，通过新选举法并成立（不受当局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否决紧急状态，释放被捕者，政府、反对派与欧盟三方联合调查流血事件真相，抗议者撤出占领的公共建筑，没收非法武器。反对派的胜利是那么明显，以至于俄罗斯调停人拒绝签署这个协议。议会后来调整的无非是把年内大选确定为5月25日。协议未提到的释放季莫申科其实也是顺理成章（54个地区党议员和32个共产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反倒是反对派议员有个别不赞成）。而由于亚努科维奇逃走，程序复杂的弹劾总统变成了简单的罢免总统。

可以想见，如果反对派能够在协议签署后迅速履约撤出公共场所，不给亚努科维奇以逃走的借口，他留在基辅议会同样会通过除罢免他之外的各项决定，而弹劾他则因程序复杂不可能很快进行。这样到新大选时他再下台，整个程序就会完美无缺。俄罗斯再恼羞成怒也难找到干涉的借口了。

但是协议在广场宣布时遇到的嘘声、获释的季莫申科到场号召民众坚持不撤、秩序恢复的缓慢和胜利者报复的威胁，都使得亚努科维奇不但有了逃走的理由，而且后来还反过来指责反对派并未接受先前的协议。尽管我们可以相信，即便那样，亚努科维奇还是会出走，俄罗斯还是会干预，但那就更显得强词夺理了。

曾经有段著名的对话：“为什么广场运动总是以（被镇压）失败告终？”“因为不失败它是不会告终的。”当然这里通常指的是专制国家，其实在专制国家也有以全胜告终（专制者被推翻）的事例，但应该说，在专制国家广场运动的确很少以妥协告终。不过民主国家就不是这样，民主国家的广场运动，从当年英国的“宪章运动”，1963年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1968年的巴黎学潮，世纪之交西雅图、巴塞罗那等地的反全球化大示威，到前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都是在既没有“胜利”也没有被镇压的情况下告终的。

问题在于，今天的乌克兰已经不是个专制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已经20多年了。尽管其民主制度还远谈不上完善，但已经不能说那里还是专制制度。亚努科维奇2010年上台后把议会制宪法修改为总统—议会制宪法固然增加了他滥权的可能，但即便是完全的总统制宪法，在民主国家也并不总是与民主抵触而不可接受的。亚努科维奇作为个人可能贪腐，可能滥权，甚至可能（在亲欧疏俄的乌克兰人看来）“卖国”，但“欧罗迈丹”之前的乌克兰国家基本上还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并不是不会有广场运动，但这类运动在民主条件下通常都能够“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乌克兰人为什么就不是这样呢？“欧罗迈丹”式的场景如果发生在20年前，它被镇压会引起人们广泛同情和声援，它的胜利会引起人们普遍欢呼，但20年后还出现这样的场面，就未免令人遗憾了。

“政变”还是“革命”

“欧罗迈丹”运动的参与者构成复杂，应该说也是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正常情况。可是各党领导人甚至对自己的党都很难有效控制，却是乌克兰的特点。而越是难于控制，越是需要“哗众取宠”，慷慨激昂、不依不饶的越多，理性平和、有理有节的呼声越少。坐了两年牢的季莫申科出狱后呼吁“追穷寇”，与坐了28年牢的曼德拉出狱后呼吁和解形成鲜明对比。

在季莫申科获释、临时政府成立前，反对派经常出面的“三剑客”中，经济学家亚采纽克及其知识界为骨干的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应该是西方最为看好的自由民主派政党，但在乌克兰其影响力远不如有争议的季莫申科及其祖国党。另外两位，一个是前拳王克里琴科，另一个是不仅反俄、而且时有反犹太、反波兰言论的极右翼人士贾尼波克，他所属的斯沃博达党常被视为“反俄但未必亲欧”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西方民众和舆论尽管基于普世价值大都同情“欧罗迈丹”，但对这两个人是很有保留的。

历史上广场运动难免有过火行为，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规模宏大，却难得滴血未留，秩序井然，国际上印象很不错。这次就不同了，尽管人们通常都认为（甚至前执政党也认为）亚努科维奇及其受命者应对流血牺牲负主要责任，但示威者中也有打死人的极端分子，有“蒙面人”与特警的武力对抗，则是新政权下的调查也承认的。西方的抗议运动也有“占领华尔街”之类的出格之举，但占领政府机构、焚烧公共建筑就太过分了。俄罗斯对此的愤怒不是没有来由的。

俄罗斯现在说整个“欧罗迈丹”是“暴徒”搞的一场“政变”，在俄罗斯以外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并不多。因为如果不管价值判断上的褒贬，就事实而论“政变”通常是“体制内”的军政势力搞的流血或不流血的非法夺权。就连俄国的“十月革命”剧变后被不少人称为“十月政变”，也是因为十月前“两个政权并存”状态下，“两个政权”之一的苏维埃已经属于体制内（临时政府从未宣布取缔苏维埃），它用暴力（即非法手段）推翻原来“并存”的另一个政权（临时政府）可以说是“政变”。如果是体制外的势力推翻政权，褒义或不分褒贬的可以叫“革命”，贬义的就该叫“叛乱”了。

乌克兰这次的“欧罗迈丹”是体制外的广场运动施加压力，通过体制内的2月22日议会决议实现的权力更迭。从议会决议来讲，尽管程序有瑕疵（根据2010年宪法议会不能罢免、只能弹劾总统，尽管当时议会已经决定恢复2004年宪法，但亚努科维奇并不承认），但基本应当说是合法的，因为正如议会方面所说：亚努科维奇诚然是民选总统，但他既以出逃来拒绝履行职责，就自然失去了总统资格。然而从体制外的广场压力而言，则确实不仅有合法压力（和平示威），还有非法压力——占领政府建筑、武力对抗警方等。所以西方现在多把欧罗迈丹称为“革命”或“革命与改革的结合”。就事实判断而论，说“欧罗迈丹”是一场“革命”，实比说它是“政变”要合乎逻辑，因为它在体制内程序上说不上非法，但体制外压力则的确有激进、“剧变”乃至流血的特征。

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在逻辑上可以有渐进改革和“剧变”革命的区别，革命也未必是暴力的——剧变也可以是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但是在民主体制下逻辑上应该是只有合乎程序的政府更迭，而不应有革命的。东欧当年在从极权主义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大多都是“天鹅绒革命”，可是乌克兰不仅在民主化进程走了20多年后还发生了“革命”，而且还不是“天鹅绒革命”，而是流了不少血，这怎么说也是个不幸的大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左右”、“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俄欧争夺乌克兰，真的要明火执仗吗？

(责编：邹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