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香港维多利亚湾 来源：新华社
光阴荏苒，春华秋实。香港回归祖国已经21年，明年澳门也将迎来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自上世纪80年代提出，90年代先后在香港和澳门付诸实践，历经20载风雨，行之有效，自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这为“一国两制”在新时代的发展规划路线，指明方向。
新时代中央治港方略指导新时代“一国两制”发展。“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确立的国家基本方针，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智慧。自港澳回归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坚持和发展“一国两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谈及“一国两制”和港澳治理，逐渐形成港澳治理的新思路、新方略、新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坚持和发展“一国两制”，强调“一国两制”方针是长期的、不会变，要全面理解、准确贯彻该方针，关键是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港澳回归后即重新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工程的一部分，要本着“主次分明”“荣融与共”的原则，主动作为，包容不同思想理念，尊重彼此差异；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要积极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等。
2012年12月，习近平在接见前来述职的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时，主动谈及“大家都很关心中央领导集体实现新老交替后，中央对香港、澳门的方针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今天，我想借此机会重申：中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的方针不会变；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履行职责的决心不会变；支持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的政策也不会变。”在接见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时，同样指出“中央会一如既往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和澳门基本法，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一如既往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无论是“三个不会变”，还是“三个一如既往”体现的都是习近平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港澳实施“一国两制”的坚定承诺，对港澳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一贯期望。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初心，坚定信心，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实践的决心。
新时代“一国两制”发展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整个中国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一国两制”的发展方向。新时代中国的发展目标围绕“两个一百年”展开：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成为现实。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时间，与当年邓小平先生讲的五十年不变的时间基本吻合，“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之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的处理这些问题吗？”[1]。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和发展“一国两制”，不仅是中央对港澳特区及促进台湾统一的承诺，而且是中国大陆繁荣富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组成部分。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同样一个都不能少。中央在新时代对港澳地区的期望，是“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为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需要在坚持“四个自信”基础上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持续维护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等，“一国两制”均有贡献空间。
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一国两制”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综合考量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的结果。在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变革调整的新时期，在我国各项事业持续发展的新时代，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伟大进程中，“一国两制”的实践“内”有粤港澳大湾区，“外”有“一带一路”，将获得更多新动力，不仅裨益特区自身发展，而且有助国家整体能量的提升。然而，随着“一国两制”实践的丰富与发展，一些涌动的暗流也逐渐浮出水面。
首当其冲的是如何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不断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港澳两部基本法分别制定于1990年和1993年，实施于1997年和1999年，可以说，从实施之日起，围绕其中的一些条款的争议就持续不断。其中在香港引发争议的主要条款包括基本法第23条、45条、68条、158条等。关于基本法第23条，香港迄今未完成本地立法。现在主流社会已接受“23条立法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表示，会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完成立法，但未有时间表。未来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涉及如何界定和行使中央在港澳地区的外交与国防权力，进一步明确人大常委会释法与决定的法律效力，以及中央相关权力的配套机制等。这些对香港的反对派而言，恐难以接受。可以预计，未来围绕基本法实践的斗争将更为激烈，且难以排除外部势力以各种名义的介入。
其次，“一国两制”深入发展的挑战来自特区政府管治能力能否不断提升。对港澳两个特区而言，好的治理应该是特区政府能团结带领各界人士“谋发展、促和谐，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推进民主，维护社会稳定，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十九大报告延续这一提法，提示两个特区政府切实回应市民关心的土地房屋问题，香港促进创新产业发展问题、青年成长成才问题，以及澳门市民对交通城建、经济适度多元等的诉求。解决好民生议题，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再次，“一国两制”的挑战来自“两制”在交流、融合过程中遇到的摩擦乃至矛盾能否得到妥善处理。十九大报告鼓励港澳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是港澳与内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必然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抓手。然而，大湾区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分属三个关税区，使用三种货币，文化价值理念也不尽相同，在推进过程中难免碰撞出火花。三地政府需加强沟通、创新机制，做到互相尊重、换位思考。这既是对三地政府的考验，也是新时代“一国两制”丰富发展的难得经验。
最后，“一国两制”在台湾的适用问题。“一国两制”方针，最早针对台湾统一提出，却先在香港、澳门开始实践。虽然香港、澳门、台湾三地的形势各不相同，但港澳的“一国两制”实践仍对台湾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按照当年邓小平先生的设想，统一以后，台湾将实行比香港、澳门还要宽松、还要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有鉴于港澳的经验，台湾的“一国两制”可以在基本法制定阶段更好地设计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避免港澳曾走过的弯路。
（李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港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1]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邓小平1984年10月3日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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