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行：“拆違自治”不能逾越法律邊界

自治一旦脫離法治框架，變成了權力強制，其性質就異化了。所以，拆違的“執法權”絕不可下放到社區。

自今年5月開始，豐台區馬家堡地區開展社區環境大整治，街道辦將西裡三社區作為試點，推行以社區居委會、居民為主體的社區自治拆違模式，通過舉行社區居民、黨員廣泛參與、違建責任者“旁聽”的聽証會，最終確認向違建戶發放通知，選擇自願拆除或由社區幫拆，逾期不拆則聯合拆除。在街道辦、城管部門的配合下，通過社區自治模式一天拆掉了13處私搭亂建的門店。（11月26日《新京報》）

自治、聽証、參與，彰顯出公民在公共事務中的主體地位，是當前社會管理創新的努力方向。但是，自治不是萬能，也並非沒有邊界。經過聽証、參與等正當程序的過濾，形成多數人的意見，絕不意味著得出的結果一定公平、正當，相反，許多時候，我們當警惕“多數人的暴政”。

這就是說，自治可用聽証會的方式，廣泛聽取社區居民、代表和違建者的意見，通過對話、溝通、辯論，說服涉嫌違建的居民自拆，而不能在責任人反對的情況下，對違建實施強拆。

要知道，違法建設強制拆除已超越了社區自治的疆域，法律早已將其剝離居民可以自力救濟的范圍，納入了國家公權范疇。《行政強制法》針對實踐中拆除違法建設主體混亂、程序不規范、手段簡單粗暴等突出問題，明確規定對違法建設等需要強制拆除的，應當由行政機關予以公告，限期當事人自行拆除﹔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不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又不拆除的，行政機關可以依法強制拆除。

可見，社區居委會並不是強拆違建的主體，涉嫌違建居民也不是聽証程序的“旁聽者”，法定城管部門更不是拆違的“配合者”。違法建設固然無合法性，責任人也應承擔法律責任，但違法建設之上並不一定沒有合法的利益，這個利益，以及違建責任人在查處和強拆過程中陳述、申辯、提起復議或訴訟的權利，同樣需要法律的尊重和保護。假如“社區自治”的結果，簡單以多數人的意見剝奪個人的權益為代價，顯然不具有法律和情理上的正當性。

其實，在現代紛繁復雜的社會中，自治和法治是相輔相成的關系，二者一樣都不能少，自治一旦脫離法治框架，變成了權力強制，其性質就異化了。試想，如果拆違可以“自治強拆”，按此邏輯，是不是意味著對社區內的無照攤販可以“自治強制取締”，乃至於對危害社區秩序的人員“自治制裁”？

目前，拆違是城市管理的難題，在拆違中引入居民自治，征集社區民意，以減輕執法的強制性，提升執法的效果，或值得嘗試，但無論如何，拆違的“執法權”絕不可下放到社區。推廣“自治拆違”，有關部門應當先厘清其中自治和法治的界限，有效銜接自治和法治、社區和政府主管部門在拆除違法建設中的職責和作用范圍，在法律范圍內將好事辦好。（作者是法律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