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寧：西方知識反成中國自我了解的障礙

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當代藝術實踐不僅牽動著全球藝術市場，也牽動著世界相關領域專家的問題意識。當代藝術實踐以其多元化的結構和形態，在國際文化交往中，特別是發揮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方面，扮演著越來越活躍的角色。那麼，中國當代藝術在國家文化軟實力戰略中究竟具有什麼意義？如何才能使經濟、外交、公共傳播、文化教育與藝術交流相互協調、共同構建國家文化競爭力？近日在廈門舉辦的“當代藝術與國家文化戰略”學術研討會就這些問題展開過熱烈的討論。

近年來在海外舉辦的中國當代藝術展，其數量已經超過了中國古代藝術展，當代藝術實踐在世界重要博物館和美術館中佔據了越來越多的展示空間。紐約新當代藝術博物館資深策劃人哥拉多·墨斯凱拉認為：“中國當代藝術是今天最激動人心的實踐之一。”如何在當下全球文化秩序中理解中國當代藝術的意義，首先需要我們對當今世界文化秩序有個清醒的認識。

全球化不僅僅是一種事實，而且也是一種話語爭奪的過程，因此，全球化是開放的，是可以根據中國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國家利益予以型構的。西方現代性理論區分了第一現代性時代和第二現代性時代，第一現代性時代是西方價值與知識塑造的時代，如今，在第二現代性時代，中國將為世界提供何種可欲的價值理想，這是處於相對和平的第二現代性時代的中國知識界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然而，西方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我們思考該問題的障礙。事實上，西方知識並不能夠解釋中國，西方知識的意義在於提供參照，而不是依據。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涉及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世界如何理解中國，二是中國希望世界如何理解中國，三是中國是否可能並如何可能左右世界對中國的看法。

今天的中國希望世界如何看自己，在很大程度上關系到自己如何看自己。調查數據顯示，當前中國的國際形象並不樂觀，我們根據我們的意願塑造自我想象的方向與方法也值得反思。如何突破舊有的外宣模式，開辟公共外交的道路？如何在中國形象的國際公關戰略中發揮當代藝術實踐的力量？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保守主義在中國當代藝術中的出現，不只是一個后現代主義問題，而是有關民族文化發展與文化生存空間的戰略問題。這種歷史語境的變遷為中國水墨畫提供了機遇與生存空間。

目前我們的當代藝術走出去面臨著一個悖論，即西方人原本強調藝術的自主性和審美性，但對中國當代藝術則強調其政治含義。這種錯位其實是對審美主體的背叛，形成了一種對中國藝術政治化處理的慣性。因此西方所看重的中國當代藝術更多的是非主流的，甚至是反主流的。所以，如果中國藝術要想發揮其傳播力，首先需要矯正西方對中國藝術的眼光，引導他們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期待。通過主流的公關渠道，抑或公共外交的途徑，進行協商、交流、溝通，促進西方對中國藝術的理解。當然，我們對自己的藝術也要有更開放、更寬容的態度，而不是偏向於將這種藝術推向西方意識形態工具上去。此外，中國當代藝術走出去的困境還面臨著一個西方所操縱的當代藝術市場。中國藝術走出去必須迎合西方市場。因此，我們在迎合和自主之間要達成一種共贏的狀態。

60年革命、60年建設，120年中國現代化歷史上，中國文化自覺的努力早就開始而且一直進行著。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康有為就提出過“地球一統”、“世界大同”的中國夢。中共十八大提出要開創“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的新局面”。因此，發展中國國家軟實力，既是一種重建，又是一種創造。作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的當代藝術，應該有意識地把重建中國的文化軟實力作為自身的一項歷史使命，在國際文化交流的創新機制中發揮積極的建設作用，成為增強國家文化競爭力的“巧實力”。(作者是廈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