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小為：“竊聽成風”下的官場生態

　　近期，《南方人物周刊》講述了一個叫齊紅的男子，為官員拆竊聽器的一段經歷。2011年間，他先后從上百名官員的汽車、辦公室或是臥房拆出三百多個竊聽偷拍器材，最密集時，一周內拆出四十多個。

　　大多找齊紅排查的官員出於以下原因：保險起見或是覺察到領導講“暗語”、妻子跟蹤等異常。這就是說，間諜設備來自妻子、情人、同僚及競爭對手。當然，這或許永遠不能被証實，隻能算作官員事后“例行”思索利害關系網絡后的推斷結果。不過，各類官員利益鏈裡歸納出的“間諜群體”似乎更值得玩味。

　　國內官場竊聽不同於其他性質的竊聽。它既不是高度集權狀況下，動用國家可及的方式和手段，監聽民眾一言一行，也不是類似水門事件這種多黨政治斗爭中暴露出的競爭丑聞。它發生在同一權力系統內部，甚至蔓延到權力者的家庭、情感生活中。

　　妻子給丈夫安裝竊聽設備，可以想象這種家庭的信任度為幾何。而情人竊聽，某種程度上與妻子的不信任呈現對應。另外，它也影影綽綽地展現了官場復雜的情色關系。不過，這還只是竊聽的“外圍”。

　　竊聽能成風，恐怕更多源於政治利害沖突者間的相互刺探，作為權力的矛或者盾而存在。通過竊聽，抓住競爭對手的把柄，關鍵時刻“放出一箭”，從而不失時機地獲得晉升，退一步說，即使不主動出擊，也有防止“冷箭”的作用。一些已經曝光的事件裡，正副職官員相互揭發、謾罵、打斗乃至凶殺的情節並不鮮見。竊聽手段的盛行，與官員選任不夠透明的現實背景有著很大的關系。更饒有意味的是，如果不涉及競爭對手，只是同僚間的互相刺探，官員們會表現出理解與如釋重負。

　　無論竊聽方為誰，可以確定的是普遍的不信任。即便除去與官員情感聯系的妻子、情人，光是從同僚、競爭對手來看，官場內部生態已足以令人堪憂。不管抓把柄的心態是尋求安全感的自保，還是留作“秘密武器”伺機作為，互不相信甚至敵對的氣氛是明顯的。然而，另一方面，權力系統各類文本對團結一心的強調重申，不同公開場合表現出的官員間的同舟共濟，政治氛圍上的井然有序，似乎又與竊聽呈現的問題“格格不入”。事實上，類似的官場生態的矛盾性、“兩面性”，在其他事例中亦有折射。

　　至於官員在竊聽器面前的驚慌失措，竊聽成為抓把柄的有效手段，是竊聽的高超還是可以被抓的把柄太多？這個問題可能就更復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