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中國基尼系數和失業率究竟是多少？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在北京召開“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專題發布會——基尼系數和失業率”，報告顯示，中國2010年基尼系數達到0.61，城鎮家庭內部的基尼系數為0.56，農村家庭內部的基尼系數為0.60，均高於全球平均0.44的水平。

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2011年7月中國城鎮整體失業率為8.0%。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城鎮勞動力人口為34624萬人，由此推斷我國2011年7月失業人數超過2770萬人。2012年7月，中國城鎮失業率為8.05%，較2011年7月高出0.5個百分點。青年勞動者的失業率上升，老年勞動者的就業形勢好轉。

報告稱，由於“下崗浪潮”帶來的歷史遺留問題，導致老年人失業率更高，51-55歲勞動者失業率高達16.4%。而另一方面，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21-25歲城鎮勞動者中，大學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勞動者，失業率為16.4%，遠高於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勞動者。“農民工”群體整體失業率隻有3.4%，大大低於城鎮戶籍勞動者的失業率，后者高達11.2%，城鎮現有農民工幾乎完全就業。由於農村后續勞動力供給有限，“民工荒”現象將持續存在。

這份來自高校的調查報告能夠順利發布，至少說明官方開始正視中國嚴重的貧富問題和高失業率現象，也有利於胡溫政府在最后任期內向人民交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並期待新任中國領導下大力氣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

基尼系數是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標，這個指數在0和1之間。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而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 0.24到0.36之間。而國家統計局長期以來並沒有對中國的基尼系數進行調查，其理由是基尼系數的計算過程比較繁雜，計算方法也不統一，所以現在不統計這一指標。

國家統計局沒有官方統計的基尼系數，不等於這個數據就統計不出來。據世界銀行的報告，1960年代，中國基尼系數大約為0.17到 0.18，1980年代為0.21到0.27，從2000年開始，中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

世界銀行報告同時顯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這兩個數字的比在中國是10.7倍，而美國是8.4倍，俄羅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隻有3.4倍。

世界銀行的報告充分說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即使不是當今世界最大，也屬於最大之一。中國收入最高的10%群體和收入最低的10%群體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基尼系數和貧富差距不象GDP增長那般光鮮和值得炫耀，因而統計部門裝聾作啞也是可以理解的。

失業率也是衡量財富分配是否公平的一個重要指標，官方長期以來僅公布所謂登記失業率，沒有真實的失業率指標。中國的失業率到底是多少永遠是個謎，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跟老百姓的實際感受總是相差甚遠，不同的機構的數據結果，差異之大也是讓人莫衷一是。官方數據一直認為中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隻保持在5%以下。

2010年3月22日，溫家寶總理會見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的外方主要代表時，談及失業問題：“我知道美國有200萬失業人口，這讓政府十分焦急，但中國失業人口有2億”

如果按照溫總理透露的數字，中國的失業率已經遠遠超過了西方國家的10%以上，絕不可能是人保部多年宣稱的4%左右。這意味著，中國有數億失業人口沒有得到政府的承認或救助，也意味著低失業率是對國際社會和國內老百姓的一種欺騙和糊弄。

事實上，對中國失業率統計的詬病由來已久。最近的一次爭論發生在2008年底，中國社科院當時發布的《社會藍皮書》稱中國城鎮失業率已經攀升到9.4%，而人保部2008年第三季度末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僅為4.0%。與GDP莫名其妙地要保“8”一樣，中國的登記失業率似乎一直在保“4”，因為2002年以來失業率一直維持在4%-4.3%之間，最高的年份不過是4.3%。

然而，學者估計中國的真實失業率遠遠高於官方的登記失業率（最低估計為8%，最高估計甚至達到30%）。2006年，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員曾燕波認為，如果把農村富余勞動力算入，我國失業率高達20%。如果把“下崗”和“失業”實現並軌，失業率的數字將更高。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教授是國家統計局“調查失業率”的專家組成員。曾教授透露，3年來統計局的“調查失業率”均超過20%，2008年第四季度更高達24%。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城鎮4%登記失業率的5至6倍。在此之前，台灣經濟學家測算中國大陸失業率在30%以上，亞洲開發銀行的測算在34.3%。

中國今天面臨的貧富差距，從本質上看，也折射了中國畸形的社會形態，無論是城鄉之間還是官民之間，都存在著非常普遍的收入分配不均現象，收入分配不均也直接導致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和沖突。當人民被當作包袱而不是財富被拋棄的時候，社會穩定的基礎自然越來越脆弱。於是，一種關於改革、增長、穩定的惡性循環就開始了：越是不穩定，就越要推動GDP高速增長﹔越要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就越要推動符合利益集團的改革舉措﹔而越是推動這種所謂改革，就越是造成社會巨大的貧富差距和尖銳的社會矛盾。

日趨嚴峻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司法不公，加劇了社會動蕩和道德滑坡，分配制度不公又造成了富人與窮人，官員與平民的對立，造成了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的巨大反差！無論是貧富差距和失業問題，都會導致人們對執政者的失望，特別是造成貧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來自體制或政策不公以及腐敗大行其道時，這個社會穩定的基礎將越來越脆弱並且伴隨著危險。

（注：本文轉載自“蔡慎坤--博客中國”，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