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於澤：“諾貝爾倫理”不適用於莫言

北京時間11日凌晨，莫言從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古斯塔夫手裡接過諾貝爾文學獎証書、獎章和獎金支票，現場掌聲雷動，樂隊奏響了《阿拉丁組曲之中國舞曲》。這是一個全體中國人應當向莫言表達敬意的時刻。而在國內，有人打著所謂“民間社會”的旗號，按照一種想象的所謂“諾貝爾倫理”，對莫言展開猛烈抨擊。

莫言獲頒諾貝爾獎，這是世界最高文學獎項對其文學成就的一種肯定，但他身上有沒有值得質疑、批評與批判的東西呢？當然有，公眾完全可以質疑、批評與批判。但不能抹煞莫言的文學成就，尤其是在他領獎的這一刻，這是一個值得和需要肯定與贊美的時刻。

既然瑞典文學院把諾獎授予莫言，就意味著其作品在某種程度上打動了他們，這代表了中國文學的影響力。現在奏響的《阿拉丁組曲之中國舞曲》，隱喻著西方對中國的諸多想象，有美好的，或許也有不美好的，個中意味難以言傳。而莫言以其文學作品回應了西方對中國的想象，這種回應受到諾獎評委們的肯定，証明作家莫言獲得了世界的某種接納。莫言的成功，多少也算中國人的成就。

把莫言置於一個較長歷史時期來看，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莫言獲得諾獎的意義。歐洲人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大致始於18世紀伏爾泰等人對元雜劇《趙氏孤兒》的翻譯、改編與上演，這個劇本當時轟動歐洲，激發了西方對中國的美好想象。此后兩三百年間，歐洲把中國描述成一個野蠻、愚昧、骯臟的國度，對中國文化自然充滿了鄙夷和不屑。而莫言跨越200多年的歷史斷層，以其文學作品接續了一種跨國前緣。

有些人無視莫言的文學成就，用一種近乎偏執的政治標准審查作家，把他說得一無是處。他們杜撰了一種所謂的“諾貝爾倫理”，“要求受獎作品能深刻地表達普世價值的信念”，說穿了就是政治上站隊。說“諾貝爾倫理”是中國人杜撰的，是因為從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及其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出這麼一種“諾貝爾倫理”。讀法國詩人聖瓊·佩斯、西班牙詩人希梅內斯的詩作，其中多的是風花雪月，這也是一種“普世價值”，卻與政治沒有直接關系。法國作家紀德、加繆的作品充滿哲學意味，也無關政治。甚至美國作家海明威書寫戰爭，也極少刻意地政治表達。用一種無中生有的“諾貝爾倫理”貶低莫言，一是無知，二是自以為是。

當代中國處於一個社會、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的轉型期，人們普遍期待政治革新，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歷史課題。公眾有權利用文藝形式進行政治表達，但把政治標准強加給文學和其他藝術形式，肯定是不可取的。很多人放棄文學的審美價值，醉心於其政治功能，實際上是人的藝術審美權利的異化。有些人對小說並沒有多大興趣，卻總愛拿極端枯燥乏味的《1984》說事兒，這種文學趣味本質上是扭曲的。也許正是社會扭曲了人，作為某種個體趣味來保持和強調，這並無不可，不過不能把個人趣味強加於人，更不能要求所有文學家都寫《1984》。

對於莫言，爭議沒什麼不可以，但最高判斷標准還是文學價值。對於屈原、李白、蘇東坡，現在也有人依現代價值觀進行“重新審視”，結果把他們批得體無完膚，但多數中國人還是喜歡他們的。文學成就不是莫言的批判豁免狀，但在一種對文學的漠視與無知中貶低莫言，那也是對文學與作家的意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