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要看莫言寫了什麼，而非做了什麼

北京時間8日凌晨，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國作家莫言面對著200多名中外聽眾，作了題為《講故事的人》的演講﹔北京時間10日11點30分莫言在斯德哥爾摩音樂會大廳參加諾貝爾獎頒獎禮，再次掀起莫言熱，而對他“怯懦”、“不敢批判現實”的口誅筆伐一直沒有消停。(本報今日A22、A23版)

莫言真的如貶低者所說的那樣嗎？我不這樣認為。莫言說過，“作家對社會上存在的黑暗現象，對人性的丑和惡，當然要有強烈的義憤和批評，但是我們不能讓所有的作家用統一的方式表現正義感，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號，表達他對社會不公正的現象的看法，但是我們也要容許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裡悄悄地用小說或者詩歌或者其他文學的樣式來表現他對社會上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評”。顯然，莫言把自己歸於后者。

莫言確實是后一類人，他沒有以新聞、評論、行動的方式來顯示他的勇敢，而是在小說裡“藝術地批判”，“藝術地批判”不是止於批判，有比判斷本身更高層次的思索，其力度未必弱小，持續的時間也未必短暫，經典的小說從來都是最具批判力的，從來都能穿越時空，直指當下。莫言說，“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學，使這部小說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來寫。隻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於政治。”這正是莫言批判的高明之處，達到了“批判的藝術”境地。

莫言的“藝術地批判”不只是因為手段的藝術，更在於他的特殊人生經歷塑造了他這種“莫言性格”。莫言在年僅十歲時被視為“壞分子”而被迫輟學務農，連當兵也被人告發“出身不好”。這種人生經歷造就反抗與懦弱兼具的人格，莫言有反抗，但“環境力量”又完全可以將他碾得粉身碎骨，他因此變得自保。在強大的“環境力量”下，莫言“莫言”了。可喜的是，他找到了說話的空間，在小說裡表達他的屈辱和憤怒，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他擁有一切，指揮一切，他創造了一個瑰奇的世界，滿足了他所有的批判和夢想。

其實，我們對一個作家最大的價值判斷，是看他寫了什麼，而不是看他做了什麼。莫言把自己界定為一個講故事的人，他把故事講得很好，好到拿諾貝爾文學獎，這是對一個作家最好的肯定，他的手藝在專業裡是頂級的。如果他還能利用自己的話語權，對社會不公進行批評，更好，倘若不能，也應該贏得尊重，作家未必都是公知、意見領袖或社會活動家，他沒有義務非要如此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