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誠：2012年中國詩歌十大事件

2012年無疑是一個政治年。隨著年初“王立軍夜奔美領館”，一系列動輒牽動中國全局的政治事件接踵而來，大部分中國人都是在焦慮不安中度過了這個被稱作“龍年”的特殊年份。

新的一年就要到來了，可是很多人已經無緣於2013年的第一縷曙光。就在剛剛過去的一年裡，很多人死去了，這些剛剛消失的鮮活生命，他們是我們的同胞，我們的兄弟姐妹，可是他們死去，死法往往離奇怪誕到讓人目瞪口呆、無言以對。盛世的泡沫破滅了﹔中國社會更加暴戾，更加焦慮不安，普通中國人的命更賤，中國人的心更加迷亂、也更加茫然、更加看不到方向。對於大多數苟活者來說，生生不起死死不起，生或者死都是一種不無艱難的選擇，唯一感到安慰的大概是傳說中很嚇人的世界末日總算過去了，中國的未來雖然並不明朗，畢竟好死不如賴活著，日子仍可以在希望的文火煎熬中慢慢地延續。

回首這個非常“政治”的特殊年份，我們很自然想到了“政治”：詩歌和政治，究竟是什麼關系？詩歌能不能離開政治存在？換句話，中國詩人是否可以依靠智慧和技術在離開政治很遠的地方建立起詩歌的榮耀？確實有很多中國詩人在這樣幻想，其中一些自以為已經達到了目標，可是很不幸——當我們重新思考詩歌，答案是斷然否定的。過去一年所經歷的事情使我們更加相信：一個沒有政治權利或者政治權利被完全架空的人，決不可能有任何的經濟權利和文化權利，也決不會有一個清晰而光明的未來，而詩歌作為個人權利的派生物，自然也決無可能例外。政治成功地壓縮了中國詩歌應有的空間，當我們站立在詩歌的廣場上向遠方眺望，在每一個方向的遠方都看到政治——無論是嚴肅的還是荒誕的，政治從來沒有放棄過對詩歌的干預和絕對籠罩。中國詩人也許可以白日做夢、幻想提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周游天界，唯獨不可以幻想離開政治﹔刻意回避政治的詩歌，無論炒作得多麼“起勁”和“成功”，其實輕如鴻毛、賤如草芥，隻會被中國人民毫不猶豫地拋棄，且由於缺少政治的賦予，這類詩歌通常絕少風骨與高度，因而絕不可能抵達美的極致。至於新科諾獎得主莫言先生——一位還算優秀但絕非偉大的中國作家——他所謂“政治教人打架，藝術教人戀愛”因而奉勸人們“親近藝術遠離政治”的說教盡管自以為聰明，最終除了把自己釘上人類終極價值的恥辱柱並經由“諾獎效應”放大到全球外別無他用，決不可能將文學的本質完全抽走——作為時代的言說器官，偉大的詩歌和文學永遠代表本時代的良知說話﹔而單以詩歌而論，中國當代優秀詩歌事實上從不拒絕政治，上世紀前半葉燦爛輝煌的中國現代詩歌不必說了，即使是朦朧詩以降直到新世紀十年以來的中國優秀詩歌，也從來不缺少參與中國政治進程的強烈沖動。

基於以上的理由，在小心地盤點並思考一年來所發生的詩歌事件的時候，我們高度注意到這些事件的影響力和建設性，既不妄自菲薄也沒有妄自尊大、盲目樂觀，相反我們不能不承認在過去一年裡，中國詩歌的政治熱情仍然遠遠不夠，政治的因子在詩歌裡仍然是那麼稀缺，每年有那麼多的詩歌和事件發生，卻極少觸碰到專制的皮毛，相反很多詩人對名利地位表現出太多的熱情，這些都使得中國詩歌在今天的時代深深蒙羞。我們呼吁詩人精神的覺醒和獨立，以詩歌的特有方式匯入到中國人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時代主潮之中，更多地關注時代、關注苦難、關注到本時代所面臨的迫切問題，並願以此與詩人同行共勉。我們相信，在一個嚴格檢驗的時代，每一個詩人都將以自己的詩歌活動重新站隊，而隻有在一個時代退潮之后才知道誰在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