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迪：讓“輿論領袖”發揮更多正能量

　　今天，盡管社會已經進入網絡時代，但此前的政治原則並未失效。以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對“民意”劃分為例，這種分析對理解中國當代網絡時代的政治特點，仍有意義。

　　1950年，阿爾蒙德在《美國人民與外交政策》中提出，美國存在三種民意，即“普通的公眾”、“專注的公眾”和“政治精英”。“普通公眾”佔人口大多數，除切身利益外，他們對其他事情不甚了解，也不感興趣。例如，這部分人對外交政策並不關心，除非國家處於戰爭或國際危機之中。而“專注的公眾”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對政治問題比較了解。這部分人是政治精英進行政治表演的觀眾，同時也能影響普通民眾的觀點。這部分人盡管數量很少，但具有很大的政治影響。而“政治精英”人數極少，屬於職業政治家，包括國會議員、總統任命的官員、負責報道國內外政策的高級記者等。這部分人對“普通的公眾”和“專注的公眾”施加影響。

　　“專注的公眾”在決定民意時意義重大。美國的政治議題，如譴責南非種族歧視、反越戰等，很大程度都是他們這些人在教會、媒體及課堂裡提出之后才成為普遍的關注。這部分人既有知識分子，也可能屬於某特殊利益集團。因此，任何政府都對他們十分在意。

　　20世紀中期以后，政府的執政都要或多或少以民意做基礎，或打民意牌。可以說，在二戰后的60余年間，比較聰明的政府都在思考如何與這類公眾溝通。因為“專注的公眾”往往主導一國民意。例如猶太人僅佔美國人口3%，但他們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親以”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任何現代國家，任何政治精英集團的成功都要依賴上述“專注的公眾”。我們看到，很多對“專注的公眾”缺乏介入的國家，其政權其實是被“專注的公眾”摧毀的。最近中東某些國家出現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即是這類“專注的公眾”騷動的結果。

　　但另一方面，那些曾經騷動過的國家充分汲取了以往的教訓，則能更好地駕馭民意。反越戰時代，美國的民意十分激烈，但本世紀后，對於阿富汗戰爭以及兩次伊拉克戰爭，美國公眾並未出現上世紀60年代那種普遍、持久性的反戰運動。這與美國利用愛國主義情緒、限制反戰團體接近消息源，並封殺敵方消息都有關聯。

　　那麼，今天中國的“專注的公眾”是誰？我們知道，當下中國公眾政治意見表達，很大程度依賴網絡。雖然互聯網利用者已超過5億，但多數屬於“普通的公眾”。其中積極發言並可以影響其他網民的“專注的公眾”僅是小部分，換句話說即網絡輿論中的“意見領袖”。他們能夠影響公眾輿論，是因為他們對公共事務懷有強烈關心，知識層次比普通大眾高，擁有時間與精力。但這些“專注的公眾”無權確定政府政策，因此他們必須借助網絡發表自己的看法，試圖影響現實政治。

　　政治精英應如何介入“專注的公眾”是當下值得深入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如果過於注重少數“專注的公眾”，是否意味著政策偏向迎合少數人的利益？筆者以為，中國互聯網中的“專注的公眾”，其實蘊藏著豐富智慧與巨大熱情，他們對改革時弊，建立美好社會的執著，正是今天中國持續、加速改革的動力。整個社會應為他們提供發揮才智的空間，讓他們成為中國改革的正能量。(作者是旅日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