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腐敗壟斷等系收入分配惡化主因

剛剛召開的十八大提出了兩個“翻一番”的發展目標——就是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較2010年翻一番，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在我看來，這一目標完全可以實現，因為中國經濟依然有維持20年平均增長8%的發展潛力，雖然這8%的潛力挖掘尚需克服諸多挑戰與困難。到2020年或者2030年，中國可能會變成一個高收入國家，從而整個經濟、社會的結構都會發生相應變化——城市人口可能會超過80%(未來會出現十幾個千萬人口規模的超大型都市)，而農業經濟在經濟總量中的佔比會低於10%。因而未來十年，對中國、美國乃至於世界都是關鍵的十年。

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與困難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第一，如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遵循規律﹔第二，如何保持社會的穩定，目前貪污腐敗現象和民眾的不滿情緒是破壞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

解決問題的辦法通常有兩種——揚湯止沸或者釜底抽薪，從長治久安的角度來考慮，還是要運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問題的根源。比如說腐敗的問題，租金的存在就會滋生腐敗。所謂釜底抽薪就是將租金去除，腐敗也就會減少。

再比如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雖然我們可以利用再分配的手段進行調整，但中國現在的收入分配問題，很大程度是由於初次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十八大報告中出現了一個新的提法，即調整居民收入佔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調整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兩個調整體現的方針正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顧公平和效率，再次分配更加重視公平。

若要在初次分配中就同時達到公平和效率，就要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因為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是最有競爭力與效率的方式。同時無論對於勞動密集型產業還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如果能夠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其中的勞動密集區段，都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得到就業機會的工薪階層就可以分享到經濟發展果實。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發展方式可以創造更多的剩余，從而帶來大規模的資本積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能夠逐漸從資本相對短缺轉型至資本相對豐富，從勞動力相對豐富變成勞動力相對短缺。在這個過程當中，工資會進入快速上漲通道，資本回報會逐漸下滑。可以試想，當窮人的勞動力不斷增值，而富人的資產則處於相對貶值，那麼收入分配的現狀就會改善。事實上，東亞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實現了收入分配的逐漸改善，原因就在於此。

這裡就有一個疑問，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發展迅速的正是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但是收入分配為什麼會越來越惡化呢？

症結在於中國在比較優勢產業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與雙軌制有關的社會問題——包括腐敗、金融抑制、資源價格不合理、壟斷等等，這些問題盤根錯節：壟斷形成了租金，滋生了貪污腐敗。而上述因素都導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收入分配和貪污腐敗的問題，從根本上講都是我國改革沒有到位的問題。

實際上，工資並不僅僅由需求決定，而且是由供給與需求共同決定。按照經濟學的邏輯，如果經濟發展迅速(包括制造業與農業)，那麼就會出現勞動力需求高企，從而就有上漲工資的議價空間。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雖然鄉鎮企業、三資企業、民營企業都取得了不錯的發展，但是這些主體在獲得融資、土地、自然資源等方面受到限制，從而抑制了它們的發展速度，進一步影響了勞動需求的增長，最終抑制了工資的增長。

未來的十年，如果中國真正要實現兩個“翻一番”、實現調整“兩個比重”、實現在初次分配就同時注重公平和效率，那麼我們現在就應該深化改革，把雙軌制的改革過渡到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內。如果這樣的改革得以推行，不僅我們的經濟可以按照比較優勢的規律發展，且與經濟發展相伴，收入分配體系亦會不斷完善。

我們的改革走到今天，已經不再處於“應該改”的階段，而是走到了“可以改”的時點。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面臨著人均收入水平極低、資本極度短缺等瓶頸的限制，有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由於沒有自我生長的能力，需要補貼維持生存。但是現在，我們的人均收入水平已達到6000美元/年，中國已經不再屬於資金短缺的國家，因而此前那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現在業已基本符合比較優勢的要求，並具有自生的能力了，那麼也就不必再給這些產業以補貼了。

國家發展依靠的最根本的動力是結構的變化，這其中包括技術結構從傳統到現代的變化，產業價值從農業到制造業、服務業的變化，但一國的發展需要的不僅僅是產業結構的變化，制度環境也需要與產業發展相一致，這樣才能促進經濟水平的提升。如果這樣的改革措施得以實現，那麼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翻一番”的目標一定能夠達到。

如果中國在未來的10年能夠達到這一目標，那麼這對美國、對世界都有巨大的意義。可以預見的是，“兩個翻一番”意味著在2020年會出現“黃金(1657.90,-16.70,-1.00%)交叉”(原指上升中的短期移動平均線由下而上穿過上升的長期移動平均線的交叉，這個時候壓力線被向上突破，表示股價將繼續上漲)，中國經濟必然會超過美國。

過去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世界老二變身老大的時刻，常常會有沖突發生。近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矛盾，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旁觀者也很清楚。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位次的交替是否必然會帶來戰爭？

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No！

如果中國成長為全球的老大，那麼受到挑戰的是美國的霸權，卻並不是美國企業的利益。這背后主要的原因在於，即使中國變成全球GNP數值最高的國家，我們依然還只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國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比較優勢的產業，依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

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霸權主義者，人均年收入超過了5萬美元，它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集中在資本、技術極端密集的產業。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大公司最期待一個快速擴張的市場，而中國的快速發展無疑是符合美國的大企業利益的。

這就要求我們在對外關系中，學會巧妙地利用這一看似矛盾的處。一方面，中國依然要加強軍備﹔但另一方面，無論對中國、美國乃至世界來講，創造和平環境依然是最好的選擇。

所謂和平的環境，就是讓美國的大公司能夠分享中國快速發展的利益，這就要求中國在未來必須進一步開放，並在國際貿易、對外投資等方面加強修煉。那麼即使有一天，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達到與美國相接近，由於同等收入國家的競爭是以專業化為標准的，那麼此時專業化分工的中國與美國間的競爭，對美國企業也是有利的。

行文至此，我想說的話可以歸結為兩點——第一，對於國內經濟發展或社會穩定方面遇到的難題，最關鍵的解決之路就是釜底抽薪，就是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從而消除經濟發展中的各種扭曲因素。這樣不僅經濟發展獲得了更好的環境，分配方面也會更公平，社會也會更穩定。

第二，要爭取中國的和平崛起，不二法門就在於加大加快開放的步伐。因為目前中國依然位列中等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經濟上依然存在互補關系。對於處於經濟疲軟階段的發達國家來說，它們亟待復蘇的大型企業與經濟，都需要中國這樣一個不斷快速發展的市場。這就決定了中國與美國的關系與過去歐洲國家的霸權地位更迭的情況不同，彼時歐洲國家面臨的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殖民地的你多我少，但今天的中國如果可以掌握好上述有利因素，就能保証老大、老二在換位的時候，至少在經濟利益上是一致的。

（來源：《中國企業家》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