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反腐敗從正人心做起

（一）

最近討論反腐的人多起來了。在眾多反腐的觀點中，最有名的立場是主張“從制度上反腐”。持這種立場的人多認為，隻有建立起良好的制度機制，才能從根本上杜絕腐敗。如果沒有良好的防腐制度，僅靠一時的動員，未必能長久，且易陷入“人治”的窠臼。

“制度反腐”這一說法，表面看來很有道理。但細想之下，卻又覺得不著邊際，無從下手。首先，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賴人來運行。在中國社會裡，人、人際關系以及相應的社會風氣，對於制度能否發揮作用至關重要。其次，在官場內部，也盛行各種風氣﹔每一個單位、地域、部門、階層，每一個領域，均可能有自己的風氣，即潛規則。我們千萬不要小看風氣的力量。事實証明，在中國社會，一種風氣一旦形成，再強大的制度羅網也容易被它撕破。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法治上，認為隻有“司法獨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然而，持這種想法的人可能沒有意識到，一旦司法真的獨立了，政府再也管不著它了，就立即存在著如果司法機關腐敗怎麼辦的問題。事實上，在一個腐敗成風的社會裡，任何權力機構都可能腐敗﹔這時讓某個機構脫離政府干預，成為反腐敗的最高權威，這個權威也可能演變成新的腐敗源頭。有人把“分權制衡”當作解決腐敗的有效制度，殊不知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分權制衡的結果卻是國民經濟長期被幾個巨型集團所控制，而且是打著“民主”和“法治”的旗號進行的。

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於制度，以為隻要大膽引進某種全新的制度即可創造奇跡，是天真的想法！

（二）

然而，上述分析絲毫不是說不需要制度防腐，也不是說不需要對權力的監督、制衡。我只是想提醒人們，奢談制度不如探索制度之路，重視制度不如研究制度之基﹔究竟什麼是中國文化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設，我們也不能僅憑幾個西洋政治學概念來畫餅充飢。

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要在中國文化中建立制度，有時要先從“正人心”開始。這個“人心”的問題，就是社會風氣問題。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話，人心和社會風氣則好比汪洋大海，它們深刻地決定、影響著制度的運作。換言之，如果人心不正、風氣敗壞，要想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度，有時難於登天。

例如，早在兩千多年前，董仲舒在給漢武帝的《舉賢良對策》中就曾重點分析了當時為什麼會“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即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們犯罪的數量也越多﹔政府打擊犯法的措施越多，人們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董仲舒認為，這是因為社會風氣已經從根子上壞了。當風氣已徹底敗壞、當人心已極度糜爛，這個社會隻能像“朽木糞牆”一樣，愈治而愈亂。因此，董氏認為，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以“正人心”作為最重要的突破口，並從最上層做起，層層向下，波及整個社會。他說：

故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

遠近莫敢不壹於正。

（《舉賢良對策一》）

那麼，如何才能“正人心”呢？董氏提出四條，我結合儒家思想略加分析——

一是義利。儒家認為國家引導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之一在於辨明義利，不能把“利”字放在首要位置。“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這當然不是指不需要發展經濟，而是指必須在指導方針上擺正義利關系，並以“義”來指導所有的利益活動。用董仲舒的說法，老百姓愛利、逐利本來就像“水之就下”一樣本能、自然﹔如果不能正確引導，而是以利益成就作為衡量人的主要標准或促發展的主要動力，就會在一夜之間形成全民逐利的狂潮，毀掉社會道德的根基。

二是均寡。儒家認為財富分配公平與否，是決定人心朝向、社會風氣好壞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財富分配不公，多半是由於擁有特權的人與民爭利，導致貧富兩極分化。

三是賢能。移風易俗另一最有效的辦法是任賢舉能。這是因為在中國人的社會裡，上下之間的“風化”效應十分明顯。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正直、心術端正，自然會對下面的人產生感染力﹔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不端、心術不正，必然會“上梁不正下梁歪”。

四是養士。人才不僅要靠發現，還要靠有意識的培養。把培養過程制度化，就是董仲舒所謂“興太學、置明師”。這樣做最大的意義之一，是讓一批人才通過修習“六藝”樹立堅定的信仰，培養健全的人格，掌握治國的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