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青楊：政改該有條件的赦免貪官？

特赦貪官也許是政改必須出的代價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副院長，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近日在接受採訪時稱，若想減少官員財產公示的推行阻力，應對貪官有條件的部分赦免，以換取他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支持。如果我們用“絕不赦免”的方法，無疑隻會讓他們成為政改阻力者。可以推算，“腐敗呆賬”隻會越來越多，存量會越來越大，抵抗也會越來越頑強，最后可能出現魚死網破，甚至魚未死網已破的態勢。專家建議赦免部分退贓官員以換取支持政改，此番言論一出立即引起網民們支持與反對的巨大爭議。

關於特赦的爭議，老百姓會不會同意？

這個建議自然遭到了不少人的強烈反對。反對者質問，如果赦免原罪，被掠奪的公有財產就這麼算了？這種建議客觀上保護了既得利益集團的非法所得，你問問工人農民會不會答應？何況赦免貪官“原罪”既不合法，又保護了既得利益者的非法所得，此例一開，這種無視法治尊嚴、建立在踐踏法律基礎上的“改革”，將把中國帶往何處？更有人質疑，真不知提出此建議者是何居心？

大部分人都對貪官無比痛恨，因此我也充分理解反對者的心情，但問題在於，即便對貪官的“原罪”絕不赦免、絕不寬恕，我們又能怎樣呢？如果我們反向思考，如果我們自己是貪官污吏，就會認為改革是自尋死路，老百姓會清算我們，后果很可怕。與虎謀皮，直線推行政改，“賬”自然算不通。隻有一種換位思維和社會族群的和解，才有可能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才能解決官民對立，貧富對立。這就需要設計一種激勵機制，把貪官污吏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讓他們主動去搞政改，一旦他們有了積極性，前景就比較樂觀了。

政改目前最大的阻力在哪裡？

此前有媒體提供兩組數據，一是網絡調查九成民眾支持對官員財產進行公示，二是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所做的抽樣調查，97％的官員對申報持反對意見。從數據上來看，雙方意見尖銳對立，誰也不能說服誰，誰也不願意做出半點兒妥協和讓步。試問如果你是既得利益者，你肯放棄既得利益嗎？但如此一來，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遲遲不能建立，同時官員腐敗因缺乏制度的有效遏制，逐漸形成“腐敗越來越嚴重，貪官越來越多，官員財產公示的阻力越來越大，腐敗越來越嚴重”的惡性循環。難道這是我們願意看到的嗎？

如果說中國以前的政改阻力，來自於意識形態，即原教旨主義的純潔論。那麼現在的改革阻力，意識形態的阻力已經很少，實質阻力已經是既得利益集團。因為政改意味著權力的重新分配，和權力重新分配必然導致的社會資源、社會財富、社會地位的重新調整。而這種調整都會導致既得利益者喪失部分好處。階層和解，讓既得利益的有權者能夠有改革的動力和積極性，必須解除其后顧之慮。否則他會把改革阻止到最后一刻，即革命暴發為止。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政改已到了非進行不可的程度，哪裡才是最好的突破口而又能以和平的方式、不必冒著有人起來革命的風險、在最能減少經濟和社會成本的前提下平穩地進行？此時我們不妨重溫布坎南那句話，“沒有一項政治制度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願望，面對不可避免的沖突，人類隻有兩種選擇，要麼暴力，要麼妥協。”是二選一促成了妥協，如果沒有“暴力選擇”的存在，妥協也就不成其為妥協，隻能淪為一方良心發現的賞賜或乞得之物。

特赦也許是政改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1993年韓國總統金泳三以身作則，在腐敗積重難返的韓國閃電推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反腐風暴中，數千名官員受到懲處，包括國會議員、法院院長、部門長官、空軍和海軍總長等高官顯要，一度造成政局恐慌。中國如果也經歷這樣的反腐力度，政治和社會能不能繼續保持穩定的局面，是個很現實的問題。同樣1977年，當香港宣布對當年10月1日前警察的貪污行為停止追究。當時也遭到了民眾激烈的反對，但后來的事實証明，這次赦免是正確而值當的。

反對赦免貪官“原罪”的朋友，不妨認真研究一下香港的這個成功案例。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在《第三波》中寫到，威權向民主憲政的轉型，大概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改革，執政黨主導改革﹔第二種是替代，民眾推翻政權﹔第三是改替，中間狀態，官民勢均力敵，上下協商改革。第二種替代性轉型伴隨著清算，而第一種改革，政府主導的改革，目前還沒有任何清算的先例。這就是說，在世界歷史上，政府主導的改革全部伴隨著事實上的大赦。

何況我們討論的不是單方面赦免，而是有得有失的政治交易。赦免罪惡固然不公正，卻可以避免更大的不公正——惡人更加得勢，良民更加受害。兩害相權取其輕，按照政治妥協的邏輯，以赦免貪官“原罪”換取官員對財產公示的支持，換取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出台，可能將是中國改革不得不付出的必要的代價。隻要既得利益群體認同人類的現代民主文明，赦免他們的過去，一切從新的起點開始，中國將擺脫千百年來的朝代不斷輪回的宿命，既得利益群體將變成現代文明的中堅力量，中國的歷史就就此掀開新的篇章！ 

（原題：特赦貪官也許是政改必須出的代價）

（注：本文轉載自“風青楊--博客中國”，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