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月4日下午,青島一建筑工地的腳手架上一名男子因被欠薪聲稱要跳樓。最后民警將自己的1000元錢拿給男子做“押金”,承諾幫其討回工資,才將跳樓男子勸說下來。欠薪問題,不單純是個法律問題,也是一個社會管理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事先建立行之有效的欠薪預防機制,比事后追究欠薪者的刑事責任也許更管用。 |
□去年農民工欠薪事件有所增加,而各地受理的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案件卻屈指可數
據報載,1月4日下午,青島一建筑工地的腳手架上一名男子因被欠薪聲稱要跳樓。最后民警將自己的1000元錢拿給男子做“押金”,承諾幫其討回工資,才將跳樓男子勸說下來。
盡管人社部、公安部等六部門聯合組織的農民工欠薪專項檢查正在全國展開,但因欠薪引發的“跳樓”仍然在不斷上演。日前,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強調,要切實保障春節前農民工工資的支付。
勞動獲得報酬,是每個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欠薪不僅嚴重損害了廣大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而且極易引發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
2011年5月1日,我國刑法修正案(八)將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納入刑罰的范疇。應該說,欠薪入刑具有積極的立法意義,只是現實不盡如人意:據不完全統計,去年農民工欠薪事件有所增加,而各地受理的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的案件卻屈指可數。
我國首次對欠薪動用嚴刑峻法,為何奈何不了欠薪這一痼疾。這不得不讓我們深思:靠什麼保障農民工拿到工資?
從立法本身看,尚存在有待完善之處。如:何為 “數額較大”?欠薪達到多大數額才構成犯罪?法律規定不明確﹔同時,討薪程序過於復雜,討薪者必須首先到當地勞動監察部門舉報,如情況屬實,勞動監察部門下達支付令﹔接到支付令后,如欠薪者仍不履行,勞動監察部門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才能立案,隨后進入司法程序,而勞動監察部門接到舉報后應該在多長時間內下達支付令,欠薪者接到支付令后多長時間內仍不履行,法律也沒有統一規定。
從司法實踐看,通過訴訟雖然有法律強制力的保障,但是在執行難的殘酷現實面前,討薪者即便贏了官司,也很難追回所欠的工資。因為此時,老板或早已逃之夭夭,或早已將財產轉移。
我們不能一味怪罪農民工缺乏法制觀念,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護其合法權益。過高的成本和過長的周期,迫使大部分討薪者不得不放棄依法維權而選擇“跳樓”。
因此,建議盡快出台司法解釋,細化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成立條件,明確“數額較大”的認定標准額度。由於各地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存在差異,在此問題上不宜一刀切,規定各地可結合當地的生活水平、薪資水平,在一定額度內確定本地執行標准。同時簡化訴訟程序,賦予勞動者更多權利,除了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外,遇到勞動監察部門不作為,或者老板逃匿的情況下,勞動者可要求公安機關立案,讓勞動者維權更直接、更暢通。
欠薪問題,不單純是個法律問題,也是一個社會管理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事先建立行之有效的欠薪預防機制,比事后追究欠薪者的刑事責任也許更管用。近年來,一些地區先后出台了種種舉措,實踐証明這些措施都起到了一定的督促作用,值得借鑒和推廣。
隻有保障農民工辛苦一年能拿到應得的報酬,才能讓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