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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論壇:2012年度最具價值的爭議觀點

2013年01月11日09:41    來源:海外網        字號:
摘要:爭議事件:1.方韓之爭﹔2.寒門難出貴子?3.重慶反思﹔4.是否需要新一輪經濟刺激?5.未富先老,是否應延遲退休年齡?6.“勞教”制度存廢?7.大國定力考驗﹔8.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新政治觀”?9.莫言獲獎﹔10.官員財產公示應先有條件赦免?

1.方韓之爭

2012年初,方舟子指韓寒作品為他人代筆及團隊包裝,引發“倒韓派”與“挺韓派”激烈爭論

當代中國批評理性再次覺醒

這次韓寒偶像被質疑而迅速破碎,開啟的是當代中國批評理性的再次覺醒,預兆的是被中斷的當代中國理性啟蒙將會重續。美國學者曾將網絡視為一個蠻荒的世界,這是“不讀書的天才”韓寒成為網絡偶像的天然土壤。但是,伴隨著網絡空間的全民化,網絡的文明和理性開發必將進入日程。這次“偶像韓寒”在方舟子所代表的學者和文化人士的理性而艱韌的質疑中破滅,就是一個中國網絡文明進步的實証,而且它的意義是超越網絡而輻射到全社會的。——清華大學教授肖鷹,《貴州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不能打著所謂公共利益的旗號肆意踐踏私權

在沒有署名權糾紛,也沒有有力的相反証據時,外界對作家的誠信應該採取信任態度,即使有種種狐疑,也不應在缺乏明顯証據的情況下公開地刨根問底,否則,它必然會侵害作家應受保護的安靜生活的權利。韓寒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再公共,也沒有義務遭受這樣的人格侵犯,不能打著所謂公共利益的旗號,肆意踐踏私權。無証據的公開懷疑已是一種輕微的侵權,如果將無界限的侵權當作自由,那麼每個人的自由都將不復存在。——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蕭瀚,《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期

2.寒門難出貴子?

2012年2月,《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52-2002)》一文被媒體以“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續攀升”為題廣泛報道,引來新一輪關於“階層固化”的討論

中國社會結構有固定化的風險

二代現象是客觀存在的,但很多現象是階段性的。二代現象是中國目前復雜的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是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的折射。如果經濟發展受阻,政策體制調整又沒有及時跟進,社會階層會嚴重分化成社會上層和社會底層兩大群體,階層之間的利益嚴重沖突,整個社會階層存在嚴重的風險,現在的問題會繼續激化和放大,二代現象最終會無法解決。雖然當前社會結構還處於工業化的初期階段,社會結構還沒有定型,但是由於社會體制改革和新的社會政策沒有啟動和到位,社會結構在變化中正表現出固定化的趨勢。當前存在的社會結構問題如收入差距過大,中產階層過小等,如果隨著社會結構的定型而被固定下來,將會影響到今后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與和諧發展。有學者指出,社會結構正在定型化,社會有“斷裂”的危險,這不是危言聳聽。——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陸學藝,愛思想網,2012年3月22日

流動之路被堵塞的說法有待進一步驗証

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社會代際流動在全世界范圍內也處於較高水平,與美、英等少數發達國家接近,明顯高於印度、巴西等國家。當前熱議的“寒門是否能出貴子”,源於一些對中國名校生源的分析,發現考上名校的農村孩子佔比越來越小,農村孩子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與專科院校。而這些觀察或分析大多局限於某一特定高校或專業,有些缺乏可靠的歷史比較數據。同時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如有學者對北京某名校和江蘇某省屬大學1950-2003年學生學籍卡資料的分析發現,近30年來兩所學校中農民子弟仍保持著相對穩定的比例,而工人子弟的比例從1980年代末開始還出現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社會中下層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之路已經被堵塞這一結論的可靠性有待進一步驗証。——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李煜,《文匯報》,2012年11月3日

3.重慶反思

2012年3月,王立軍事件后重慶模式備受沖擊,如何評判它的功過得失, 討論至今仍未停息

文革行為模式需要重新審視

今天的各級官吏嚴格地說在法律上對公民個人並不具有“導師”的地位,不宜仿效舊時代的做法,更無權動用公共財政和公共權力推廣基於個人偏好的、對社會全體成員進行的教育內容。在走向法治的時代,此前公共機構和官員的很多習慣性做法,其合法性、合理性都需要重新審視,不能簡單因襲。在行使公共權力方面,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記住,自己只是一個“有限政府”或“權力受限制的政府”。公權力機構一旦被系統地動員起來危害法律秩序和公民權利,其危害程度和持久性,往往是無可估量的,十年“文革”及其后果,就是顯著例証。——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童之偉,《經濟觀察報》,2012年3月16日

具體地歷史地看問題

把重慶的做法全部否定,我認為是不對的,因為重慶的發展是十年以來我們國家整個戰略的一部分,其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都很快,社會也很穩定。重慶模式對調整中國經濟有推動意義,比如強調民生、強調政府加強市場干預、加強黨政干部質素、還有促進農民進城等措施,對中國的發展有利,而唱紅打黑作為達到這些目標的手段,在當時階段上有合理性。在2011年,重慶模式開始誤入歧途,整體出現往極左方向轉向的情勢,所以才有后來的突發事件。工作的過程中有左傾的思想因素,發展下去是不可以的,建議要推行民主法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共識網,201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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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吳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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