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之：新聞媒體承載的國家意志【2】

3

“壓制新聞”的嚴謹表述應當是“壓制新聞自由”，而壓制新聞自由的一定是“反民主勢力”，並且需要滿足“控制國家”這個條件，才能夠達到這段話字面上指出和強調的那種后果。

以我們熟悉的梁山為例。

梁山上那些嘯聚山林的家伙們，褒義地說是“好漢”，貶義地說是“土匪”，我們既不褒也不貶，稱之為“團伙”吧！團伙是有組織的，之所以有“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就是因為這個團伙超越了幾個混混胡打混鬧的初始階段，成為了某種形式的社會(團伙)組織，而維持一個社會(團伙)組織的有效運轉是需要層級架構和意志主張的。

《水滸傳》第七十一回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

在人類文明中，即使彼此隔絕，其社會組織也都有大致相似的特征，古希臘文學中的諸神和《西游記》中的神仙世界就有異曲同工之妙。排了座次的梁山也是這樣，如果把它看成是一個國家，同樣也是由黨和國家領導人、各級政府機構、公務員、生產人員組成的，否則作為社會組織它將無法存在也無法運轉，這就是說，社會組織，小至一個團伙，大到一個國家，必須通過層級機構像粘合劑那樣把人固定在某種特定位置上，才便於組織意志的貫徹和實施。

具體到水泊梁山這樣的地方，所謂組織意志——也可以說國家意志，其實還真不是具有憲法性質的那面高高飄揚的杏黃旗（“替天行道”），而是佔據這個山頭最高位置的以宋江同志為領導核心的權力機構，那裡面的人可是鄭重其事排了座次的，其他人，包括在統治集團層級佔據較高位置的人，譬如薄熙來者流，也隻能是它的從屬。施耐庵同志寫作《水滸傳》時還不掌握現代漢語，倘若他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說不定也會使用“緊密地團結在以宋江同志為領導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的句子，來描述水泊梁山欣欣向榮的革命景象。

在專制狀態下，這種層級從屬關系是基本政治秩序最重要的保障，沒有人可以不去遵行。你以為軍師吳用同志怎麼樣？照樣！雖然他的權力很大，但是在關乎梁山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乃至於具體的國計民生問題上，歸根結底還是得聽以宋江同志為核心的那個領導集團的，這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則。有一個叫薄熙來的好漢興致盎然地在半山腰挑起了另一面旗子，並且是紅色的，還唱著歌子結果怎麼樣？不是就栽了麼？

其他諸如李逵、武鬆、魯智深之類，雖然在體制內也佔據了不錯的位置，吃的肉比別人的塊兒大，喝的酒也比別人高檔（據說每頓飯都有茅台），其實仍舊是很低級的附庸。如果說梁山存在著某種類似於國家意志的東西，那也不過是以宋江為首的領導集團的意志，村夫莽漢不過是領導集團意志的一個層級對象罷了，與是不是這個山寨的主人基本上沒有什麼關系，否則到最后李逵也不會心甘情願喝了宋哥哥賞賜的一杯毒酒，白丟了好端端一條性命。

李卓吾先生評《水滸傳》第七十一回，看得還是比較毒辣——

梁山泊如李逵、武鬆、魯智深，那一班都是莽男子漢，不以鬼神之事愚弄他，如何得他死心搭地。妙哉！吳用石碣天文之計，真是神出鬼沒，不由他眾人不同心一意也。或問：“何以見得是吳用之計？”曰：“眼見得蕭讓任書，金大堅任刻，做成一碣，埋之地下，公孫勝作法，掘將起來，以愚他眾人。”曰：“這個何道士恐怕不知。”卓吾老子笑曰：“既有黃金五十兩，人人都是何道士了。不然，何七日之后，定要懇求上蒼，務要拜求報應哉？可知已，可知已！”

非中國人，是斷然沒有卓吾先生眼光的，因為他直覺到了中國政治的深層結構，那就是：神秘莫測，鬼影重重，表面上一套，暗地裡另一套，說是有特色的民主，其實凡事都由掌握最高權力的那個人或那一幫人說了算，而他們所說的話又非常有可能摻雜著謊言，故意欺騙也未可知，目的無非為了維護統治秩序，為了維護“維護統治秩序”的國家意志。

4

在這種情況下，假設有一天武鬆同志放下拳棒，對李逵說：“我們辦一份報紙怎麼樣？”李逵會怎麼說呢？

李逵盡管膽大包天，殺人如麻，但是在這個等級森嚴的水窪，首先就會怯著大頭領宋江，遲疑地問：“宋大哥讓不讓辦？”

武鬆眼睛亮亮地說：“梁山的方向歸根結底還是民主，宋大哥不會反對的。”

李逵仍然惴惴，說：“那……那你跟宋大哥說去吧！”

武鬆就到聚義廳請示匯報去了。

沒想到宋江欣然道：“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辦個報算什麼？辦！”

馬上批了編制，劃撥了財務，結果就辦起了一份名為《梁山周末》的報紙，武鬆社長，李逵總編輯，魯智深副總編輯。

就像李卓吾先生評說的那樣，此三人都是“莽男子漢”，不懂得鬼神之事，做事單憑信念與直覺，說話沒輕沒重，無遮無攔，結果就出事了——癸巳年來臨之際，竟然搞了個什麼“新年獻詞”，題目是：“癸巳至，民主興。”

報紙送到宋江案頭，宋頭領不解“民主”二字，問吳用：“這是啥毬意思？”

吳用頷首笑曰：“意思嘛……意思大概就是輪流坐庄吧？”

宋江不聽則已，一聽勃然大怒：“這不是猖狂進攻嗎？我花大把銀子讓你們丫給我辦報，就他媽辦成這麼個吊樣？生可忍，熟了就不能再忍了！”

喝令綁了武鬆，遣散李逵和魯智深，緊鑼密鼓地查有沒有國外敵對勢力介入和參與，一時間弄得梁山雞飛狗跳，人人自危。被綁縛了的武鬆仰天長嘆：“嗚呼！梁山危矣！梁山危矣！”

這就是影響深廣、《水滸傳》卻沒有正面描寫的《梁山周末》事件。

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但是通過這個比喻，我們卻可以粗略地弄懂一些簡單的道理。奇妙的是，這個比喻所蘊含的道理（即事物的規律），竟然被（我們前面引述的）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出版物《人民的權利——個人自由與權利法案》中的一段話表述了出來：壓制新聞自由的，一定是“反民主勢力”，並且一定是需要滿足“控制國家”這個條件的。

我們這樣說，當是沒有辱沒宋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