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宮：蘇聯特權階層的腐敗造就民眾的冷漠

蘇聯特權階層腐敗加劇了社會分離和社會對立，同時，還造成蘇聯民眾對蘇共及其政權的冷漠，在這裡，冷漠既是一種選擇，更是一種力量。

事實上，蘇聯特權階層出現之后，由這一階層的特權及其腐敗所引發的社會分離和社會對立也隨之出現並不斷加劇。這在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1935年6─7月訪蘇期間及訪蘇之后所完成的《莫斯科日記》中就得到了反映和証實：“宮廷中的上層達官顯貴過著特權階級的生活，但人民卻仍然不得不為了謀取面包和空氣而進行艱苦的斗爭。而且，這一切的發生是為了証明革命的勝利，可革命的首要目的應是確立勞動者的平等，形成統一的階級。我深信，我在紙上敘述的想法早已記在那些沒有特權的人們的心裡。在我們的汽車駛過的城郊公路上，我從鋪澆柏油的農民和工人的眼睛中看出了這種想法。”在城郊公路上，羅曼曼羅蘭還“遇到了向我們投來憂郁目光的男子”，“一個老年婦女向我們顯示了一下拳頭”。

然而，這種客觀存在並日漸加劇的社會分離和社會對立，由於日臻完善的蘇聯國家機器的作用，而顯得好像不存在似的。羅曼·羅蘭寫到，一方面“總的說來，在莫斯科，生活對大學生、教師和小職員來說仍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如果你見到高爾基那兒或者蘇聯對外文化協會招待會上的揮霍浪費，你就會感到某種不自在。煩惱就不由自主地積聚起來”。另一方面，在蘇聯，人們已經普遍地學會將這種差異及其引發的煩惱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底，“他們已學會不露聲色。而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過於高聲說話。誰傾訴衷腸，誰就暴露了自己”，“集中營預定不僅僅給刑事罪犯用。有獨立見解的、不善於謹慎地保持沉默的人會消失不見。官方的看法被強加於人”。

不過，在長達幾十年的歲月裡，還是存在為了改變自己的物質或者精神生活而奮起抗爭的人們。比如，高爾基的秘書克留奇科夫就向羅曼·羅蘭講述了1930—1931年期間蘇聯爆發的“重大農民戰爭中的事件，這次戰爭與1919年至1920年間的國內戰爭同樣殘酷”，“尤其在西伯利亞、北高加索和烏克蘭。在烏克蘭，農民毀滅了巨大的糧食儲備，毀滅了全部收成，他們隻能餓死。在高加索，到了殘害自己的牲畜的地步。反抗是強烈的和狂熱的”，“現在農民被制止住了”。

工人罷工也被及時平息下去，1962年6月1日蘇聯新切爾卡斯克市工人因為不滿物價上漲過快、工資額被削減而舉行了大規模的罷工，結果，蘇聯政府在動用軍隊和坦克之后，平息了此次工人罷工事件。此次罷工事件共造成23名工人被打死，40多人受傷，116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完善的國家機器、高效的反應機制、嚴酷的懲罰措施，迫使人們更多地學會了以沉默來表達心中的不滿。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人們最終對現實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及其體制感到絕望，卻又無可奈何、無能為力，那麼，沉默、冷漠便成了唯一的態度和選擇。當現實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及其體制最終走到其生命盡頭的時候，蘇聯民眾多年抱持的沉默、冷漠必然就演變成了凜冽而決然的拋棄，而不是像1918年新生蘇維埃政權遭遇資本主義國家聯合剿殺或者1941年夏天蘇聯遭受德國納粹軍隊入侵時那樣舍身忘死地去捍衛現政權。

2011年9月24日，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在莫斯科舉行了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俄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久加諾夫在向大會所作的報告中談到：“群眾性的表示支持蘇聯政權的游行示威本可以讓一切都一如既往地很正常。但是，當時同志們已經不再會或者忘卻了到街頭去發動。”遺憾的是，久加諾夫先生在這裡並沒有作出解釋：為什麼“當時同志們已經不再會或者忘卻了到街頭去發動”？其實，一言以蔽之，哀莫大過於心死！

因此，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緣於蘇聯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及其體制，以及這種模式和體制孕育並激化的蘇聯特權階層及其腐敗兩大因素的互動，以及這兩大因素引發的第三個重要因素，那就是蘇聯民眾對這種模式和體制的心死、絕望和拋棄。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