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言平：不能用鞭刑加重“不得已的惡”

刑事犯罪高發怎麼辦？如何對犯罪嫌疑人形成長期的威懾力？近日，列席廣東省人代會的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處長陳偉才建議：引進新加坡的“鞭刑”。

陳偉才的建議甫出，便引發公眾熱議。對此建議，不少民眾皆持“無條件反對”意見，認為增設野蠻的鞭刑是在“開歷史倒車”，是踐踏尊嚴人權與野蠻粗暴的手段，與法治文明、保護人權的要求相悖逆。但也有民眾對此建議表示“有條件”支持，認為對於那些貪官酷吏，不鞭不行。

對於民眾“適用於貪官酷吏”的“有條件支持”，是對貪腐深惡痛絕語境下的非理性情緒表達。這種非理性的聲音，並不能成為“鞭刑入法”的參考意見。

法治需要的並非簡單的打屁股式懲戒，而是在於建立秩序維護的機制。等到真正需要實施懲戒的時候，說明不幸或者傷害已經發生。或者可以這麼說，法治的意義，是提前在民眾心中設立行為標尺，而不是事后對犯錯的人們大刑伺候。文明的社會，總是盡最大的可能保護人權和捍衛尊嚴，這也恰恰是法治的核心價值所在。

刑罰的設置，實際上屬於一種不得已的惡。為什麼提倡死刑等剝奪人生命的刑罰要慎用，目的便是警惕和預防這種“不得已的惡”被擴張和濫用。

而要防止這種“不得已”的惡被加重，除了約束已有的刑罰手段，還需避免更多的刑罰手段尤其是酷刑進入法律。陳偉才建議“鞭刑”這種野蠻而殘酷的肉刑入法，無疑是讓這種“不得已的惡”再添罪孽。雖然新加坡在制度、司法上具有先進性，但侵犯人權、踐踏尊嚴的“鞭刑”是落后和野蠻的，又有何借鑒的意義？

法治建設，不能迷信手段，更不能濫設、濫用刑罰這種“不得已的惡”。刑事犯罪率高怎麼辦？如何對犯罪嫌疑人形成長期的威懾力？當然需要司法機關在預防犯罪上多下工夫，隻有提前干預和介入，才能盡可能避免犯罪的發生。如果只是依賴和迷信懲戒手段，司法職能機構隻懂得“處理后事”，即便刑罰再嚴苛殘酷，也恐怕難以換來長治久安。隻有加強防范、提前干預，方能讓個體與社會雙雙受益。

鞭刑入法的建議，缺乏對人權和尊嚴的考量﹔對刑罰手段的迷信，誤解了法治的價值和歸依。讓鞭刑入法，無疑將加重刑罰這種“不得已的惡”，加大了人權失陷的可能。基於人權保障，無條件反對“鞭刑”等酷刑入法應該成為社會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