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藍欣：中美互信不應止步技術層面

　　中國領導人從2011年末開始，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美國方面一直三緘其口。日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多尼倫就如何構建美中新型大國關系進行闡述，首次就此做出公開詳細回應。多尼倫的演講無疑是中美關系改善的一個開端，

　　但是我們必須對美方的思路有足夠了解。 至少，他刻意回避了新型大國關系如何界定的話題，不談兩國長遠的共同政治基礎，直接提出建立這種關系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政治互信將取決於中國對美方要求的條件是否接受。相比2005年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論和2009年副國務卿斯坦伯格的“戰略再保証”論，

　　多尼倫的觀點不能算是一個進步。

　　習近平2012年2月訪美前在《華盛頓郵報》的書面採訪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亞太國家最關心的是保持經濟繁榮、維護經濟增長和區域合作勢頭。在人心思安定、人心思發展之際，人為地突出軍事安全議程，刻意加強軍事部署、強化軍事同盟，恐怕並不是本地區絕大多數國家希望看到的”。但美方一直對此沒有做正面回應，繼續堅持把建立軍事優勢放在美中關系的首位。多尼倫的演講雖然對美國亞太戰略的咄咄逼人姿態有所收斂，

　　但隻談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條件與過程， 不談目標和結果，顯然還是突出軍事議題的思維定勢。比如，他把軍事互信放在首位，聲稱美中要舉行更深層次的軍事對話，這種對話是“新模式”的必要組成部分。他認為中國正擴大亞洲軍事存在，加大了兩國因錯估或突發事件而造成關系大局不穩的風險。他開出的另一個條件是網絡安全對話。

　　危機管控固然必要，但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與美國的新遏制戰略有關。建立軍事上的危機管理機制本來就是冷戰期間開始的，說明美國的現行亞太戰略是從遏制角度來思考的。美國的這種思維定勢難以改變，因為其源頭是大國興衰論，這是一種刻意強調軍事實力的消長而決定國際關系走向的理論。軍事決定論與中國的儒家學說是相悖的。正如基辛格所言，中國人從來不以建立精神上的“希望之鄉“為借口奪取別人的土地。因為中國人的“希望之鄉”就在中國，而中國人長期在那裡生息，沒有民族大遷徙。而從大國興衰論的視角來看，中國不可避免地要成為19世紀末的日本和德國。

　　應當承認，中國對新型大國關系的詮釋也是不明確的。別的不說，何謂“大國”？

　　外交系統的正式說法是“major country”(主要國家)，新華社稱“big power”(大強國)， 還有不少媒體稱為“big country”(土地人口眾多的國家)。造成這種概念混亂的原因隻有一個，即避開西方慣用的great power(列強)，因為這個概念曾經屬於侵略中國的那些大國，而中國不在其內。其實，中國如果對外理直氣壯地用great power, 那麼中國人的思路反而變得清晰，因為中國事實上已經是現存國際關系體制的重要成員，盡管不是這個體制的始作俑者之一。

　　當然，中方的概念不清並不是美方堅持軍事決定論的理由。如果我們要同美方就建立新型大國關系進行互動，首先應當強調政治互信，並以它引領軍事互信。政治互信是根本性問題，包括對雙方各自政治體制的包容與不干涉。軍事互信的目的是危機管控，說到底還隻能算是技術性問題。前蘇聯過於相信軍事互信的政治效果對其體制垮台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樣，美國朝野也有不少人希望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全場緊逼”的軍事態勢將迫使中國就范。

　　我們必須吸取前蘇聯的歷史教訓。多尼倫提出的是一種狹義的戰略互信觀，中國必須用廣義的戰略互信觀， 即政治互信引領戰略互信的總體思路加以回應。在枝節問題上片面作回應，比如網絡安全，是不明智的。

    (作者相藍欣是日內瓦高等國際問題研究院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