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戰略大視野下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海外網4月15日電 據聯合早報網站報道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要以“不到長城非好漢的決心和信心”以及“摸著石頭過河的耐心和智慧”，來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應該如何詮釋和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呢？

　　近兩年來，隨著美國高調“重返”亞洲，尋求戰略“再平衡”，南中國海、東海風波驟起，“阻遏中國”老調重彈。但局勢的發展卻耐人尋味。一方面中國在領土問題上保持強硬，步步為營，寸步不讓﹔另一方面美國卻堅持在領土爭議中不持立場，要求和平解決爭端。中美之間唇槍舌劍，但交流頻繁，斗而不破﹔亞太各國則普遍拒絕“選邊站”。結果，南中國海、東海雖有風雲，但無雷雨。

　　這樣的局面，揭示了中美關系的現實基礎發生根本性的轉變。長期以來，由於中美之間實力懸殊，中國主要是通過促進和發展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來維系雙邊關系。即便是在發生重大危機之時（如1996年台海危機、1999年“炸館”以及2001年“撞機”等），中方也竭力避免同美國硬碰，而是在最大限度保護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求同存異，化解危機，保持中美關系的穩定。

　　但是，由於中國持續快速發展，美國則在債務危機和“反恐”陷阱中難以自拔，中美兩國實力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亞太地區以至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也隨之改觀。在雙方實力日趨均衡的形勢下，中美兩國在不損害對方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在共同關切的問題上進行對等的利益交換，已經成為維系中美關系的主要方式。其目的在於維護基於戰略平衡之上的和平與穩定。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最近以來中美在朝鮮核武問題上相互磋商配合，支持聯合國對朝鮮的制裁決議。

　　顯而易見，中美之間有著種種的利益矛盾與沖突。但如果中美兩國一定要搞一場“零和游戲”，必然兩敗俱傷，並危及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這絕非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所在。中美在涉及對方根本利益的問題上，充分了解並尊重對方的重大關切，不傷害對方的根本利益。這是發展“新型大國關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戰略內容。

　　習近平執政以來，強調“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中國不可動搖的歷史使命。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國內政治穩定、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平的外部環境，是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必要條件，也是中國最根本的國家利益所在。

　　作為民主制度下的超級大國，美國各派力量利益不同，斗爭激烈。美國國內政治錯綜復雜的局面，使得其根本國家利益的界定與詮釋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中國要在充分溝通的基礎上，了解並尊重美方在重大問題上的訴求與關切。

　　目前，世界格局進入新的不確定期。首先，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因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各種矛盾上升，進入高危的社會轉型期。而美國、西歐、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在恐怖主義和經濟危機的連續沖擊下，實力大損，國內各利益集團激烈沖突，也進入重新整合的轉型期。因此，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世界各主要大國的主要關注點都在國內。國內政治復雜多變，必然導致對外政策的前后不一，從而加劇了國際局勢的不確定性。

　　其次，亞太地區的戰略平衡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一方面美國在安全格局中強勢依然﹔另一方面亞太各國不同程度地進入了以中國經濟為中心的運行軌道。亞太各國的外交政策出現雙軌導向：在安全問題上以美國馬首是瞻﹔在經濟發展上以中國為政策標杆。各國普遍“兩面下注”（hedging），增加了國際局勢的不確定性。

　　再次，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與以美國為首的安全同盟之間，在安全問題上缺乏制度安排，由此導致“安全悖論”的局面。一方面中印等新興大國為確保其安全利益，迅速發展軍力﹔另一方面是美國及其安全同盟竭力保持軍事優勢，視新興大國的軍事發展為潛在威脅。其結果，是國際安全環境呈現出惡化趨勢。

　　這樣的局面顯然有悖於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克服戰略格局的不確定性，維護和平與穩定，是中美發展新型大國關系的戰略要求。

　　當前，中美以及整個世界共同面臨著日益嚴峻的三大根本挑戰。其一，如何確保整個世界的可持續性發展。現代化是全人類共有的權利。迄今為止，隻有佔世界人口10%的發達國家通過工業化——大規模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和普遍的城市化——實現了現代化。但這樣的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無法承受讓發展中國家的50億人口通過工業化來實現現代化。因此，尋求一條可持續的發展模式，是中美兩國共同面臨的根本性挑戰，也是不可回避的共同責任。

　　其二，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主要是由兩股力量推動的：華爾街主導的金融快速擴張，和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國際化。前者導致資金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后者使各種制成品和服務產業，由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其結果，是產生了一個“窮國”有錢、“富國”有債的世界金融格局。以金磚五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持有大量外匯儲備，但卻不同程度上被美元綁架﹔而發達國家則債台高筑，危若累卵。難以為繼的債務危機，使美元信用岌岌可危，成為美國經濟以至整個世界經濟的心臟病。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使有錢的“窮國”充分發揮力量，有債的“富國”承擔應盡的責任，是恢復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是中美雙方必須共同應對的重大挑戰。

　　第三，完善世界安全體系。冷戰結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安全同盟成為全球安全體系的基礎。然而，這些建立於冷戰期間的安全同盟，在本質上是封閉排他的。中印俄等新興大國，一方面在全球安全事務中的責任和影響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卻被排除在以美國為首的安全體系之外。這一矛盾，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而日益突出，成為中美兩國戰略安全的共同隱患。如何在制度上將中國等新興大國納入世界安全體系，從制度建設上確保和平，是中美之間必須共同面對的戰略課題。

　　近年來，中美雙邊關系中最具實質性的進展，是“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制度性安排。在此安排之下的一系列對話機制，使得雙方能夠保持交流溝通，妥善處理沖突和爭端，促進了中美關系的穩定和發展。

　　首先，由於中美之間難以逆轉的相互依賴關系，以及雙方舉足輕重的大國地位，中美之間的任何問題都具有世界性意義。反之，任何重大國際問題，沒有中美之間的協調與合作，也難以得到有效控制和解決。然而，中美兩國在應對各種國際事務中，必然有相互沖突的利益考量。在各領域、各層級上確立制度性的對話機制，是有效處理利益沖突、預防危機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

　　其次，必須在制度上保証中美互相尊重對方的根本利益和重大關切。中美兩國政治體制不同，並都處於高危轉型期。追求所謂的“戰略互信?承諾”，不僅難有所獲，而且由於兩國內政錯綜復雜，各派力量的互動瞬息萬變，一時間的互信?承諾很難有實際約束力，反而易於成為國內政治中的包袱、雙邊關系中的把柄，從而帶來負面影響。

　　再次，在世界戰略格局向多極化發展的趨勢下，中美之間的戰略均衡是維護和平的基礎，也是中美雙方最根本的共同利益所在。通過制度安排確保中美之間的戰略均衡，是中美之間發展新型大國關系、也是世界和平必不可少的戰略保障。

　　2009年，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的斯坦伯格提出中美之間“戰略再保障”的建議，認為必須通過制度上的安排來維系中美的共同利益，處理雙邊關系中的矛盾與沖突。在此基礎上，美國歡迎中國成長為繁榮穩定的大國﹔中國也承諾在“崛起”過程中不損害他國的根本利益。現在看來，著重中美關系中的制度建設，正是“戰略再保障”的關鍵所在。

　　（作者黃靖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