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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中日關系中的“內壓”大於“外壓”【2】

2013年05月10日08:52    來源:聯合早報網        字號:
摘要:進入21世紀以來,中日兩國都處在轉型過渡的關鍵時期,雙方都面臨內部的巨大挑戰。中國雖然經過了過去30年的高速發展,但貧富差距、腐敗特權、環境污染、治理改革滯后等問題也日益突出,對於這些問題的成因的判定以及解決方法上出現了意見分裂,這使得人們處於焦躁不安的狀態。

  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在2012年11月18日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時,証明了上述“內壓”的存在。他說:健康的民族主義必要,但是走到極端就會變成同外國人敵對,在日本安全問題討論上,一些“說狠話”以及不應該值得歡迎的方式正在增加,極端民族主義對於國家來說是最為危險的。由於中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很難這樣直白地透露自己所受到的“內壓”。

  但是,鑒於中國領導人權威遞減,以及黨內分權,在外交問題上的強硬派對最高決策層施加壓力完全有可能。第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舉行新聞發布會時,發言人傅瑩在回答日本記者“中國外交會不會日益咄咄逼人”的提問時說:很多中國人的意見包括媒體人的意見是希望中國更加強硬些,尤其面對挑舋的時候,希望有更強的姿態。

  除了上述兩國國內轉型期的脆弱性,和雙方對國際體系中地位(status)的敏感性等中日之間的特殊因素外,安全保障討論中很容易生產出“內壓”的一般機制也在起作用。這就是追求“絕對安全的期待”和“過度估計安全挑戰的偏好”。

  誤將“安全”等同於“安心”

  對於安全保障和國家尊嚴領土完整這些敏感問題上,普遍的心理是追求絕對安全,確保萬無一失,但這裡存在著一個誤區,即將“安全”等同於“安心”。安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安心是一個主觀的判斷。打一個比方,在日本核電站事故的福島出產的水果,政府和商家用精密儀器測試核輻射的結果顯示沒有問題,但是消費者仍然認為有安全隱患,這就是追求不存在的絕對安全的表現。

  如果在安全保障上追求絕對安全,那就像是在進行一項“不可實現的使命”,因為總是能夠想到可能不安全的因素,因而過度地估計威脅,過壞地預測別國的意圖,過強地採取對應措施,往往比較符合人們的心理,特別是當兩國關系不好的時候。無論那些真的認為安全狀況已經惡化到不惜一戰的人,還是因為某些個人利益而這樣做的人,說狠話和激烈言辭,很具有煽動力和誘惑力,往往容易被認為是最安全的反應,即使將來被証明是過度判斷,也會認為是為了國家利益的誤判。相反,那些試圖准確判斷局勢者,往往會被強硬派批評為“漢奸”、“盲目樂觀”、“拿國家民族利益當兒戲”,很多人也會懷疑他們的想法是否真的安全。

  人們往往沒有看到安全是一個“折中取舍”(trade-off),這如同購買保險,保險的項目越是要多保險費就會越高,事實上不存在絕對的保險,因此保險金也是無底洞,安全隻能是相對的安全,很多人要的事實上是安心,而不是安全。更加糟糕的是安全本身是一個雙向的概念,單方面的安全是不存在的,追求絕對的安全的結果,很有可能導致絕對的不安全,並且引發安全猜忌和追求絕對安全競爭,過度地估計安全威脅,同過小地估計安全威脅同樣危險。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將普通民眾的感性化的東西隨便調動起來,一旦群眾被發動起來,他們的思維慣性就會形成一定的生命力,並且不容一段時間內改變,且他們的慣性思維會在國內形成教條式的輿論壓力,讓決策者和外交執行者思考和行動的空間自由都大受限制,結果不符合決策者的利益。

  政治領導者首先生活在國內的政治環境中,受到政治對手、學界智囊、輿論領袖和民眾的多方面的壓力,保持自身的政治安全很顯然是他們的首要目的,外交也會被放在這個框架下審視。去年8月24日,日本前首相野田專門就領土問題召開了記者會,目的就是為了緩和來自自民黨攻擊民主黨政府不能捍衛主權的批評,以及媒體對民主黨的“安保無能”的指責。在記者會上,野田專門強調了民主黨政府為了維護領土主權所作的具體努力,例如離島的保全管理,2011年5月和2011年11月專屬經濟區上的重要離島49個標上了名稱,尖閣群島四個小島也標上名稱,以及周邊海域警備體制強化,和強化對外宣傳日本的正當性。野田的最初目的可能主要為了緩和國內的壓力,但是在今天這樣的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幾乎同一時間傳送到世界。

  當中國民眾看到這樣的報道,理所當然地會得出日本敵視中國的結論,結果是日本民主黨為了緩解“內壓”,迅速外溢為中國理解來自日本的“外壓”增加,然后被內化為中國國內政治的“內壓”。

  這樣的內部減壓的舉動不斷反復,就讓產生了雙方的“內壓”再生產的惡性循環,中日雙方民族主義則進入了“相互哺育”成長的怪圈,雙邊關系僵局也就不可避免。

  中日雙方領導人都清楚,中日關系如果走向崩潰結果隻能是雙輸,無論戰后日本的復興還是1978年以來中國的發展,都是建立在地區和平基礎之上。但是,也要看到雙方領導人並不可能在政治“真空狀態”內作決策,而是每時每刻都受到國內政治制約。能否頂住國內過激壓力,准確分析形勢,不被過激或者過度分析所迷惑,是對雙方決策者的巨大考驗,因為這需要冒很大風險,特別是政治風險。

  這些都取決於領導人在國內權力結構中的地位是否穩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日本首先需要早日結束年年換首相的“政治漂流期”。

  (作者張雲是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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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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