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進入21世紀以來,中日兩國都處在轉型過渡的關鍵時期,雙方都面臨內部的巨大挑戰。中國雖然經過了過去30年的高速發展,但貧富差距、腐敗特權、環境污染、治理改革滯后等問題也日益突出,對於這些問題的成因的判定以及解決方法上出現了意見分裂,這使得人們處於焦躁不安的狀態。 |
海外網5月10日電 據聯合早報網報道 2010年以來中日關系不斷惡化導致僵局的推力究竟何在?從中國來看,直接原因是日本政府對釣魚島實施所謂的“國有化”所致﹔從日本看來,直接原因是中國政府在領土問題上採取拖延措施,用漁船作為先兵來破壞日本對“尖閣諸島”的實際控制。
簡言之是“外壓”導致了中日關系的惡化,但筆者認為,導致中日僵局的根本動因來自於兩國內部,即“內壓”大於“外壓”。
進入21世紀以來,中日兩國都處在轉型過渡的關鍵時期,雙方都面臨內部的巨大挑戰。中國雖然經過了過去30年的高速發展,但貧富差距、腐敗特權、環境污染、治理改革滯后等問題也日益突出,對於這些問題的成因的判定以及解決方法上出現了意見分裂,這使得人們處於焦躁不安的狀態。
在對外關系上,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大國地位,讓人們對於中國要獲得別國尊重的期望值迅速攀升,一些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不安”,容易被籠統地解釋為煽動“中國威脅論”或者“中國包圍圈”,人們的潛意識中期盼中國能夠將新獲得的地位,轉化為能即刻解決外交問題的實力,但似乎局勢的發展並不符合人們的期待,加上上述的焦慮心態,使得政府在外交上很容易被批評為“太軟”。
這種背景下,一些過激的民族主義言行就有了土壤和市場,例如認為日本是二三流國家,還有30分鐘可以解決日本,從外界觀察家來看,中國的某些媒體似乎在預測中日戰爭一觸即發。這些言論讓民眾對於國家安全和領土主權的擔憂,對於政府“不夠硬”的情緒進一步加重,結果造成決策者在外交上的國內環境變得非常嚴峻,每一個決定都必須考慮所將付出的國內政治代價。
在日本,政治上自民黨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結束,日本政黨政治處於漂流期,政府更替頻繁。在經濟上,日本從冷戰后發展乏力,人口高齡化和少子化讓社會福利和政府財政面臨嚴峻挑戰,日本人在過去十年自信心下降明顯,對於前途的不確定性,讓日本社會也處於焦躁不安的狀態。
在對外關系上,日本失去了第二大經濟大國地位,讓日本感到戰后唯一的外交優勢正在消失,經濟地位的喪失導致國際地位下降導致外交失利,逐漸成為主流邏輯。這種狀況下日本渴望強人出現,來証明日本仍然是重要的和能夠保護國家的尊嚴,當人們的這種願望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同樣被批評為“太軟”。
同樣的道理,在日本那些敢於“說狠話”的從政者、評論員就有了土壤和市場,例如石原慎太郎一直警告日本會成為中國的殖民地,日本的一些評論員則將中國看成是重大的安全威脅。日本決策者同樣面臨不容樂觀的國內環境,在一個處於變動期的民主政治國度,日本政治家對於這種“內壓”就顯得更加的脆弱,因為外交決策的失敗,將直接導致自身甚至政黨的政治生命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