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前紅：城管執法中的“路西法效應”

城管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高度城市化、工業化的伴生物，但城管自降生起就問題迭出、爭議不斷。近期發生的湖南臨武城管打死瓜農事件，則再次將城管執法置於風口浪尖之上。在網絡搜索引擎中輸入“城管”這個關鍵詞，立馬就會出現數以萬條有關城管執法的負面新聞。

城管粗暴甚至野蠻執法對城管形象的損害幾乎是摧毀性的，因為城管執法所直面的對象絕大多數是社會底層群眾。這些底層群眾在社會大眾心中有著弱勢的、可憐的、卑微的形象定格，在道義同情的籌碼上享有天然優勢。一旦這些底層百姓遭遇辱罵、毆打乃至出現重大傷害或死亡，那麼在全媒體的聚焦和渲染之下，城管無一例外地處於千夫所指的窘迫境地。

城管執法是否比其他行政執法有著更多問題？城管執法問題只是一個經驗觀察的事實還是有著嚴格統計數據的支撐？造成城管執法問題的深層根源是什麼？為改善城管執法形象可欲可為的舉措是什麼？城管執法與社會變遷、政府公信之間的內在關聯是什麼？這些都需要多視角、全方位的研究，但這並非本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使命。本文所要關注的僅僅就是，城管人員大都有父母兄弟在底層生活，按理他們應對那些為生活而掙扎的人胞與為懷、充滿同情，但諸多個案事實卻証明他們戾氣重重、下手狠毒。是什麼原因讓他們視底層百姓非我族類而忍心慘烈加害？

城管執法問題之產生首先有著體制上的原因。西方城市發展是一個隨著商業發展而以行業自律、城市自治為主要管理形式的自然過程。城市發展中的苦難與陣痛在一個漫長而漸進的過程中逐漸得到消解。其中出現的掠奪與壓迫、蹂躪與侮辱已被歷史的硝煙遮蔽，而在當下呈現的多是溫文爾雅的一面。更為重要的是西方城市政府往往扮演自治雙方之外中立第三者的角色，它多是按照納稅人的意志提供社會公共產品。

中國的城市化主要是政府強力助推的結果，政府在主導政治轉型的同時還要全力完成社會重建的工作，政府被賦予無所不能無所不管的全能角色。這種全能角色的外化就是在城市形象、城市功能定位、城市發展決策等方面政府一方佔有壓倒性話語主導地位，與之相應地政府必須組建一支龐大而強勢的城管執法隊伍來推進政府的城市理念，這支城管隊伍經常不得不與執法對象直接處於短兵相接的地位。

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化高歌猛進中所出現的問題最后集中表現為城管執法問題，角色定位的不適往往造成政府左支右絀、應對失措。同時官員自上而下的層層委任體制，極易導致城管執法只是唯上、唯權，導致執法強制意志層層傳達中的無限放大效應而失去執法權力應有的中立性、謙卑性。總體而言，城管執法正當性的缺失是城市管理民主性的缺失所引致。

特定時刻和特定個案中的城管執法野蠻問題，可以借助“路西法效應”這一解釋工具來分析執法者的行為心理。1971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監獄實驗”，引發了全球心理學界重新審視以往對於人性的天真看法。實驗中，通過專門測試挑選了征募來的受試者，即身心健康、情緒穩定的大學生，這些人被隨機分為獄卒和犯人兩組，接著被置身於模擬的監獄環境。實驗一開始，受試者便強烈感受到角色規范的影響，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況演變得過度逼真，原本單純的大學生已經變成殘暴不仁的獄卒和心理崩潰的犯人，一套制服一個身份，就輕易讓一個人性情大變，原定兩周的實驗不得不宣告提前終止。

津巴多教授從斯坦福監獄實驗中歸納出“路西法效應”：曾經侍奉神側的天使路西法何以最后墮落為撒旦，其實個人的性情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般重要，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環境的壓力會讓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推而論之，既往每當城管執法出事時，人們本能地將其歸咎於城管人員品質的良莠不齊、學歷低或出身社會位階不高等因素，但經驗事實卻一再証明具備上述特征的人亦可能淳朴善良，並非天生惡棍。過去單一地針對城管執法問題開出的藥方比如加強學習、提高法治意識或者補強城管人員的素質等，也並不能顯著改善城管執法的水平。因此創新城管執法的制度體系，改良城管執法的環境，祛除運動執法、政績執法的陋習，或許才是城管形象為之一新的正道。

(作者系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

（原標題：秦前紅專欄：城管執法中的“路西法效應”）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