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9月10日報道 美國華爾街交易場網站9月8日刊登題為《中國的消費繁榮》一文，作者是斯科特·薩姆納。文章稱，中國確實存在重大的經濟問題，其具體體現就是生產率的下降和債務水平的飆升。

　　文章指出，中共新領導層面臨的挑戰是，通過一系列復雜的結構改革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便使經濟在2020年之前一直能夠保持7%左右的增速。這並非易事。中國需要提高城市化進程的效率，開發更加適當的融資來源。如果中國成功地做到了，那麼隨著經濟實現更加可持續的增長，經濟調整最終自然而然地便會發生，並不需要從一開始把經濟調整看作一個固有的目標。

　　以下是一些意見：

　　第一，為什麼中國的消費增長速度快於其他任何主要國家？很可能是因為高投資率。需要記住這一點，因為有人會說，高投資率損害了中國消費者。事實上，中國比韓國起步晚意味著，與這個亞洲小龍相比，中國的投資和GDP之間的比率應當在更高的水平達到頂峰。

　　第二，對中國消費者構成損害的是低效率的國有企業。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世界銀行前中國業務局局長黃育川是對的，如果中國希望在2020年之前保持7%的經濟增速，那麼中國必須繼續對經濟進行改革。11月的會議將具有決定性意義。作者認為，他們將進一步進行改革，而中國將繼續繁榮。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9月9日刊文稱，中國指望著消費能成為下一個增長動力。但中產階級的實際規模卻遠遠小於那些國內生產總值數字可能顯示的數量，因為個人收入佔經濟的比例仍然很低。

　　文章指出，與美國不同，中國消費者的儲蓄規模龐大。但地方政府負擔著高額債務。金融改革導致了地方政府大筆舉債進行投資。多年來，融資建造的基礎設施和城市發展一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推動力。但這種做法擠壓了私營企業的增長，而這種增長卻可以實現中國今后的可持續發展。

　　文章稱，中國和美國都需要實施再平衡。為避免在這過程中出現不當的估算，中國可能需要同時變得更加“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文章說，在根本上，地方政府應該重新定位它們的角色——從積極但常常低效的經濟參與者轉變為公共商品的提供者。它們創造了誘人但虛幻的短期效應，卻把國家引向了不可持續的后果。在一個自由化的金融市場中，資金可能會更加有效地分配給私營企業，從而創造就業，提高人民收入。中國應該把重點從提高國內生產總值轉移到增加中產階級規模上。

　　文章指出，中國可以通過稅收、社會福利、教育和培訓來調整收入分配，平衡城鄉差距，以及那些處在過渡時期人群的收入狀況。中國在提供社會服務方面落后於新加坡，更不要說北歐國家了。相比浪費的城市擴張，教育和公共房屋也許才是政府的最好投資——同時推動增長和實現平等——盡管它們的影響需要更長時間才能體現。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