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負債是根本誘因

距離美國雷曼兄弟投資銀行崩盤事件已有5年，但全世界依然沒能為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誘因——過度負債——找到解藥。多數經濟學家、央行銀行家和監管者們非但沒能預測危機的到來，甚至還相信持續保持低通脹就能確保金融穩定。2009年春季的官方預測既沒有預見緩慢復蘇的到來，也不知道原本局限在美英兩國的危機竟會迅速在歐元區引爆。

缺乏遠見的一個原因就是那種對金融創新不加分辨的推崇﹔另一個原因是歐元區內在的結構性缺陷。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知道持續積累了數十年的高負債，而且私人部門甚至比公共部門更多。

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弗裡德裡希·哈耶克所描述的那樣，債務可以推動過度投資的不斷循環。愛爾蘭和西班牙的房地產泡沫正是由來於此。債務還能推動現有資產價格的上升與暴跌：過去幾十年的英國住宅市場就是最好例証。當年景好的時候，不斷提升的杠杆會讓潛藏的問題看似不復存在。事實上，在美國人正在遭遇實際工資水平停滯或者下跌之時，次級貸款反而使他們產生了虛幻的財富增加之感。但在危機后的經濟下行區間，累積的債務就會起到一個強大的遏制作用，因為過度杠杆化的企業和消費者都減少投資和消費以償還貸款。

因此，私人部門杠杆水平以及公共債務負擔都應作為關鍵金融變量來對待。經濟學理論以及相關政策在危機爆發前對這兩個變量的無視就是最重大的失誤，而許多國家的人民也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如果我們不去面對那個自由金融市場可以催生有害杠杆水平的根本現實，就等於沒有從2008年危機中汲取最重要的教訓。

——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前主席阿代爾·特納

銀行業對風險的管制不足

金融危機的主要症結首先是銀行業對風險的管制不足，使許多貸款在金融體系中泛濫，拖累了整個銀行系統。

其次是小部分投機者暗中操縱價格和資源分配，扭曲了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市場原則，使小部分群體受益。一旦資本主義存在的漏洞被人利用，就會演變成一個大問題。

——新加坡大華銀行經濟分析師全德健

經濟脆弱性帶來政治脆弱性

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為各國經濟帶來了深重災難，直接導致了失業率升高、貧困增加和社會穩定性、安全性降低。但面臨這種金融亂局，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金磚國家表現出了極大的免疫力。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提出了以拉動內需增長為基礎、反周期的宏觀調控政策，有效地緩解了經濟活動的波動性。

由此可見，經濟的脆弱性帶來了政治的脆弱性，國際政治關系的變化在此大背景下悄然到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快速發展，面對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傳統大國，國際話語權增加，政治上的自主性增強。這些國家抓住機遇，尋求更平等地治理世界的制度。

從另一方面來說，金融危機讓世界重新反思實體經濟的重要性，巴西等國開始重整制造業發展。巴西“去工業化”問題已經引起了不少經濟學家的高度重視，政府加大力度從政策和資金上扶持本國制造業復蘇，既要擴大規模，又要在高新尖技術領域有所突破。

——巴西經濟學家路易斯·愛德華多·梅林

新興經濟體成為全球經濟復蘇重要引擎

應對危機所需的政策反應變得更為復雜

5年后反思這場金融危機，老的教訓是，過度杠杆化推動的經濟增長最終將導致危機和長時間的經濟下滑。新的發現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經濟的規模和重要性大大提高。中國經濟已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也是其他新興經濟體增長的重要拉動力﹔第二，如今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相互關聯性比以往更強。這意味著一個地區的危機會擴散到其他地區，成為更廣泛范圍內破壞穩定的因素。

因此，應對危機所需的政策反應就變得更為復雜，做出正確反應也更加困難。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

減少財政赤字需要下苦功夫

金融危機持續到現在已經5年，現在許多國家已經出現復蘇跡象，但過於樂觀為時尚早。我認為，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太大，以至於兩三年后世界才有可能走出其陰影。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盲目借債，導致國家負擔嚴重而產生債務危機，現在這種情況又在某些歐洲國家上演，這些國家為了減少財政赤字需要下苦功夫。

近期在聖彼得堡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一直在努力尋找走出經濟危機的“藥方”，眾多建議的可行性和最終效果還有待時間檢驗。

——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弗拉基米爾·達維多夫

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體現

本輪經濟危機已走過5年，現在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國際壟斷資本的金融投機和金融掠奪是造成本輪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隨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泛濫，各國政府放鬆金融管制，金融市場過度投機和全球金融體制不健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金融泡沫持續膨脹，世界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這既是美國經濟體制弊端的產物，也是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即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發展階段的一次總危機，是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體現。

——南非工業開發公司研究與信息部主任馬亞

暴露資本主義制度性弊端

對於這場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人們在不同時期、不同立場上給出了不同的解釋，如全球經濟失衡說、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說、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失衡說、金融家貪婪說、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說、宏觀經濟政策失誤說等等。無疑，這些解釋都有其內在的合理性。但我認為，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性弊端。

表面看來，這場危機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危機，其突出特征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消費過度所引發的債務危機，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然而，在這種負債消費的背后是由發達國家所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分工體系。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生產與消費已經不再局限於本國之內。國家之間的分工、產業內的分工、產品內的分工影響著一國的生產與消費能力。更重要的是，不同國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以及相對應的制度規則安排決定了他們的生產與消費能力。這和封閉狀態下一國的產能過剩與消費不足形成重大區別，而現行的國際分工體系基本上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

在國際分工的產業鏈中，發達國家長期處於頂端，並從中獲得巨大收益。以蘋果平板電腦為例，2010年的市場售價為499美元，其中蘋果公司獲得的收益佔30.1%，分包商（主要在發達國家）佔17.6%，原材料與零部件成本佔30.9%，批發與零售佔15%，剩余為勞動力成本。作為平板電腦的組裝者中國隻佔總價值的1.6%。如果這只是實體經濟內的分工格局的話，那麼在全球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分工中，發達國家因主導金融業而獲得的收益更大。這就是為什麼多年來發達國家把低端制造業、低端服務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原因所在。

國際分工與發達國家負債消費之間的另一個聯系機制是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即發達國家是世界貨幣的持有者，如美元、歐元。以美國為例，多年來美國一直有巨額的貿易逆差。對美國有順差的國家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儲備，之所以他們願意這樣做是因為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這些國家所積累的美元儲備並不能在本國流通，隻能重新回流到美國，購買美國的國債及其他美元資產。這樣做的后果是，一方面壓低了美國的長期利率，美國人可以分享低利率的優勢，從事負債消費，購買房屋和有價証券﹔另一方面，資本流入推高了美元資產的價格，美國消費者可以通過財富效應進一步獲益。換言之，順差國的資本回流為美國的負債消費奠定了基礎，當然也間接鑄成了資產泡沫。美國人的負債消費進一步擴大了美國的進口與貿易逆差規模，客觀上又拉動了新興經濟體的出口與生產。因而，在金融危機之前對此曾有一個形象的描述：再循環。美國的消費與新興經濟體的生產成為拉動全球經濟高速增長的兩個引擎。不幸的是，資產泡沫不可能永遠膨脹下去，美國房地產泡沫的崩潰借助於復雜金融衍生品的放大機制，把美國的次貸危機最終擴展為全球金融危機。

在這個邏輯鏈條中，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失衡、發達國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失衡、金融監管跟不上金融創新的步伐、金融家的過度冒險投資行為、缺少對美元無序發行的國際監督機制、“9·11”之后美聯儲放寬貨幣政策等失誤都是客觀存在的，並在金融危機的不同階段和領域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然而，從根本上來說，國際金融危機還是來自於由發達國家主導的不合理的國際分工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

以上內容由本報記者孫天仁、暨佩娟、顏歡、吳成良、苑基榮、謝亞宏、王遠採訪整理

《 人民日報 》（ 2013年09月16日 23 版）

(責編：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