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已經舉世矚目，業績輝煌，但依然存在一些不確定性與風險。就國家安全而言，存在三方面風險：一是戰爭風險，二是社會秩序風險，三是金融危機。客觀地看，我們的國防戰線和社會秩序都在積極建設之中，但是我們依然缺乏金融防線意識，使之成為國家安全防線中最薄弱的部分。

我國改革開放之后，全球金融危機不斷，但我國卻獨善其身，從未爆發金融危機或受國際金融危機重創。究其原因，並非我國金融管理水平高，而是我國金融市場相對簡單，基本是一個現貨市場，杠杆不高，又有一道防御國際投機熱錢沖擊的資本管制長城。然而，使我們幸免於難的這兩大因素卻漸行漸遠，金融危機很可能越來越近。

一方面，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呼聲越來越高。在我們的金融市場上似乎有一種認識，認為我們的市場太原始、太簡單、不夠現代，無法為實體經濟服務，應該加緊創新，大力發展金融衍生品。盡管美國因衍生品泛濫而發生金融危機，但有些人認為那是因為美國走過了頭，而中國金融市場還遠遠不夠。這些認識是錯誤的且十分危險。美國前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等監管高官和金融界人士在反思檢討美國金融市場發展和金融危機原因時共同認為：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國金融這幾十年最大也最不幸的變化就是從“產業服務模式”轉變為“金融交易模式”，從過去為人服務轉變為自我服務﹔金融創新與金融體系的深化只是在經濟發展初期是有用的﹔過去幾十年的金融動蕩和金融危機的一個直接根源就是金融創新。也就是說，金融的本質是服務實體經濟，為實體經濟中的借貸雙方和買賣雙方提供信用交易中介服務，原本不需要那麼復雜。金融的衍生品化是打著金融服務幌子的自我服務，不僅沒有達到人們對沖風險、平抑市場波幅的期待，而且造成了市場動蕩，引發金融危機，華爾街等西方金融大鱷也往往在自己制造的金融危機中覆滅或重創。

我們應該明白，當今的美國金融已經異化，犯的是方向性錯誤，不是什麼量的把握、度的問題。而且華爾街的老板們因其金融自由主義哲學、瘋狂逐利本性以及對白宮、國會甚至是學界的巨大影響，已經讓美國走上一條歧路。金融海嘯之后，為拯救美國金融而頒布的《多德·弗蘭克法案》今天所陷的尷尬境地，就說明華爾街是不可救藥的。回頭來看，我們的金融市場也開始不再簡單，似乎正朝著華爾街的方向走去。在這個岔路口上，我們應該破除對美國金融的迷信，不要片面以它為藍本，要發揮我們的制度優勢，理清我們的思路，走自己的金融發展道路。

在金融衍生品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明白，它未必會發揮避險工具的作用，反而會成為制造風險的金融魔鬼，這個潘多拉盒子是不能輕易打開的。退一步說，即使衍生品在微觀上能對沖風險，但鑒於它對宏觀經濟的潛在危害，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也要堅決限制、規范金融衍生品發展。對於國內金融市場已經推出的金融期貨、資產証券化，即將推出的金融期貨和正在醞釀的期權交易等衍生品，我們應該重新評估、檢討，高度警惕其對經濟發展大局潛在的危害。

另一方面，資本賬戶開放步伐越來越快。資本賬戶開放關系到我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戰略利益和安全，是我們的戰略方向，問題的關鍵是對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我們今天雖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按人均計算的綜合國力還很弱。正如美元的霸主地位由美國經濟實力決定，而不是美元地位決定美國實力一樣，我們今天的經濟實力決定了人民幣還沒有到大規模出海的時機。另外，我國目前正處在調整增長方式的關鍵時期，一切工作都應圍繞這一主線，不能干擾添亂。調整就像轉彎，必須減速，不僅發展速度要減，一些存在風險的金融改革也要減慢。

因此，從內部情況和外部環境來看，現在顯然還不是資本賬戶開放的機遇期。正如經歷過1997-1998亞洲金融危機的香港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所言，金融脆弱性的決定因素之一就是市場的開放程度。如果我們貿然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當我國經濟下行或出現危機時，我們的金融市場就極易遭受攻擊且失去抵御手段和政策調節主動性。

試想，如果我國內地金融市場上結構復雜的衍生品交易漸成氣候，如果資本管制上長城自毀，關系國家安全的金融防線將有可能面臨崩潰。一是衍生品交易泛濫會讓我們自亂陣腳，二是境外的金融大鱷和各路熱錢也會長驅直入，操起我們准備就緒但他們更熟悉擅長的各種“戰術核武”——衍生工具展開攻擊，再加上信貸風險、資本泡沫交互作用，那麼金融危機很可能將就此爆發。如果由此導致經濟蕭條，大面積失業，老百姓金融資產血本無歸，勢必引發社會風潮，甚至逆轉中國的發展道路。這將是一場中國社會的災難。鑒於此，應該繼續鞏固我們國家安全的金融防線：限制衍生品發展，放慢資本賬戶開放。

(作者是前中國証監會深圳証監局局長)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