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紅利的釋放需要時間、條件

其次，內部制度優勢喪失，改革紅利釋放需要條件。

中國高速增長源於制度變遷導致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而近十年經濟增長奇跡則得益於WTO多邊體制帶來的全球化紅利。中國為抓住擴大出口良機，扭曲了要素定價機制，充分利用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金與資源。如今，高速增長的負外部性需要消化，不僅出口競爭力下降，啟動消費也難以奏效，這體現在高房價和高物價導致居民實際收入增長有限，居民不敢擴大消費。大陸央行最新數據顯示，到8月末，居民儲蓄余額已連續三個月突破43萬億元，位於歷史最高位，特別是最近5年來居民儲蓄增速明顯加快，目前余額已較5年前翻了一倍多，儲蓄率高達50%。

高儲蓄率雖為投資提供了廉價資金，但投資型經濟已無法持續，高儲蓄率接下來必然抑制消費。若讓居民減少儲蓄增加消費，前提是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同時解決房價問題。不過由於財政收入增速下降，高房價與土地財政糾纏在一起，因而社保改革並不容易，房價回歸也礙於政府利益受到阻礙。在此情況下，居民保持高儲蓄是迫不得已之選。

在出口和消費前景不看好情況下，政府不得不希望通過改革來刺激民間投資，但由於實業投資回報率偏低，民間投資啟動也非常困難。如果資產價格繼續保持高位，投機氣氛就會罩住創業激情。

因此，改革紅利釋放的前提是在放鬆政府管制同時，要改善實業投資的預期回報率。而土地財政和地方債務隱憂，必然延緩房價合理回歸，如果政治改革不到位，國企壟斷也難以打破，民間投資的空間就會非常有限。雖然利率市場化，降低民營銀行投資門檻等政策可以改善資金價格扭曲狀況，但市場化的資金配置仍以追求收益最大化為目標，不能指望金融改革后的社會資金就一定會轉向實體經濟。

當然，中國政府意識到經濟增長的根本目的在於改善民生，因而現行政策更關注就業穩定，而非總量積累。這讓政府明智地選擇發展服務業，基於移動互聯網和養老需求的服務業增長潛力巨大，不過這都需要耐心等待結果。

(責編：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