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政策透明的美聯儲，面對量化寬鬆政策退出卻與市場打起了“太極”，這進一步凸顯出美國對量化寬鬆政策的嚴重依賴，以及經濟復蘇進程的“跌宕起伏”。

美聯儲此次為何選擇按兵不動有幾大原因：一是近期宏觀經濟數據表現並不盡如人意。二是QE3政策退出預期大幅推升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三是債務依賴性增長模式沒有根本改變，債務上限問題依舊“牽一發而動全身”。

美聯儲對量化政策退出的矛盾或者說政策溝通失敗，凸顯出美國寄希望於“以更小的成本換取更大的利益”。美聯儲貨幣政策正常化道路是以不威脅經濟復蘇進程為基本前提，但政策的猶豫與反復卻會給市場帶來政策預期的不確定性，全球不可避免地會陷入一個新的金融震蕩時期，甚至不排除觸發新的危機的可能性。

首先，美聯儲量化寬鬆退出導致全球資本流向逆轉。

2013年至今已有接近950億美元流入美國股票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而相反新興發展中國家的ETF則流出84億美元，近一個月並有加速流出之勢。從5月中旬，也就是投資者開始擔憂美聯儲將逐步削減量化寬鬆措施至今，新興經濟體股票市場的市值已經蒸發約1.5萬億美元。

第二，美聯儲量化寬鬆退出加大全球利率上升風險。

美聯儲停止資產購買將會降低市場對長期國債和機構MBS的需求，並大幅提升長期實際利率，進而推升企業融資成本以及資產抵押債券利率水平。借貸成本上揚的影響不止於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和抵押貸款，受此影響，亞洲融資和借貸成本普遍出現飆升，其中印度10年期借貸成本現已升至9%上方，為2008年以來最高水平，印尼國債收益率飆升至2011年3月的高位，南非國債收益率也達到19個月高點，廉價融資的時代可能很快結束。

第三，美聯儲量化寬鬆退出對新興經濟體沖擊更大。隨著市場對退出政策預期逐步增強，新興經濟體似乎正在陷入風險漩渦。8月份，亞洲以及新興市場匯市、股市全線下跌，新興市場債券收益率大幅走高，印度實施了資本管控限制印度注冊公司和民眾在海外投資的金額，以阻止資本外逃。

事實証明，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動與新興經濟體危機爆發有密切關系，幾乎每次危機都爆發於美聯儲貨幣政策由鬆轉緊的轉折時期。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及2000年的阿根廷危機等都有著相同的邏輯。

哪類新興經濟體經濟金融脆弱性更大？

一是杠杆率高的國家。債務比率高的國家脆弱性更強。為克服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新興經濟體大量舉債，致使負債率不斷上升。美聯儲收緊貨幣直接導致新興經濟體償債成本上升，使債務不可持續，如果新興經濟體由於外部需求放緩、內生增長動力不足而繼續依靠債務融資刺激經濟，將帶來較大風險。

二是“雙赤字”國家。財政和貿易雙赤字國家更易受美元堅挺沖擊，風險也更大，印度、印尼、越南、巴西、南非等都面臨這種困擾。

三是資源型出口國家。美聯儲QE3退出后，美元進入周期性上升通道，將帶來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南非、巴西、印尼等資源生產國的經濟將面臨一次大調整。這些國家經常項目順差減少甚至出現逆差后，不得不靠資本項目淨流入維持資金周轉，這將進一步加重償債壓力，導致經濟脆弱性大幅上升。

對於中國而言，時刻保持高度警惕，並加固金融安全防護網，以備美聯儲政策突襲才是應對的關鍵。

首先，盡快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應該淡化兌美元的關聯強度，有效地避免人民幣加權匯率過度波動，也能夠避免持續、單邊的人民幣貶值或者升值預期。

其次，面對“資金池”水位可能持續下降，貨幣當局應保持基礎貨幣投放渠道通暢和穩定，避免負面市場預期的疊加，必要時甚至可使用下調存款准備金率及降息等數量型和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

再次，審慎對待短期資本開放，特別是對短期資本流出的開放。如果近期內過快開放短期資本流動，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外匯市場、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壓力會急劇放大，因此，近期不是加快資本項目開放的好時機。

最后，為了防范個別新興經濟體陷入新一輪危機，中國應與其他新興經濟體應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等政策協調，合作建立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監測機制，加強全球資本流動監測力度，共同開發金融避險工具，積極發揮各國外匯儲備在穩定金融市場中的作用。

（張茉楠，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副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海外網評論頻道原創，轉載請注明來源海外網（www.haiwainet.cn），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 

(責編：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