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征收社會撫養費一事引發全國熱議。截止9月25日，已有19個省份向社會公開其社會撫養費年度征收情況，總額超過166億元。然而，各地征收數額差異巨大，最高可達33億，最低僅350萬。

社會撫養費由80年代實施計劃生育的超生罰款演變而來，旨在對不符合法定條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一定費用，彌補社會資源消耗與公共服務承載能力。如今，“猶抱琵琶半遮面”的社會撫養費首次揭開了神秘的面紗，但各地數額為何差距如此之大？其它省份地區的數據又為何遲遲“不見其形”？

誠然，社會撫養費的征繳額受到不同地區的人口基數、計劃生育政策等因素影響，但計生工作人員對其“大彈性效應”卻“噤若寒蟬”，實在讓人不禁追問這其中真實的“利益路徑”。

按照《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社會撫養費及滯納金實行“收支兩條線”的征收管理機制，應全部上繳國庫，納入地方財政預算管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截留、挪用、貪污、私分。但近年來，這塊“唐僧肉”的上繳反而成了一種搪塞，官員把社會撫養費收歸“私房錢”的案件屢見不鮮。比如，浙江平陽縣紀委前開發建設辦副主任楊禮勇就因挪用社會撫養費而被開除黨籍。無獨有偶，雲南金平兩名計生干部也因涉嫌貪污“超生罰款”，被移送司法機關。

在一些地方，同樣是超生戶，對待方式可謂千差萬別，不但征收標准不盡相同，征收對象更是隨心所欲，甚至有“降價促銷”的可笑做法。面對幾百億未公開的費用，本應實行的“收支兩條線”卻演變成當地官員的“坐收坐支”，如此自由裁量的撫養費征收已然超越了社會所能承受的彈性限度，也因此成為一些官員違規下達任務指標、擅自挪用資金、截留款項發獎金等亂象的“通行証”。

在利益的驅使下，官員對一些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對象獅子大開口，“私房錢”的口袋也越撐越大。如此惡性循環，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某種上行下效的“隱性經濟”，使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淪為”官場上的熱門“生意”，在瞞天過海中越做越大。

到目前為止，雖然已有19個省份向全社會公開其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明細，但仍有12個省份未公開或拒絕公開相關信息。官方給出的理由居然是省一級部門不掌握這些信息。這種“踢皮球”的態度恰恰反映出審計機制的不良裂痕。面對征收社會撫養費的“大彈性效應”，不僅呼喚著政府審計問責機制的盡快完善，更是亟需從源頭抓起，建立統一、公開、透明的征管機制。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隻有雙管齊下，兩劍並發，才能用制度重錘斬斷伸向社會撫養費的利益之手，打破當前“體制內循環”的僵局。與此同時，考慮到各地實際情況的不盡相同，社會撫養費也可對接一些地區的失獨家庭和留守兒童，以普惠性救助的形式進行“社會反哺”，真正把社會撫養費置於全民監督的陽光下，做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張顏寧，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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