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約成員國的土耳其選擇中國公司的導彈防御系統在北約成員國中間造成極大震動。北約認為中俄關系非常密切，中國是上合組織的成員國之一，是北約的潛在威脅，因此無論從技術上，還是從安全上的考慮，北約都不希望土耳其與對手中國加強外交關系和軍事合作，因此對土耳其購買中國的紅旗導彈橫加干涉。

“紅旗-9”導彈事件只是北約與中國齟齬關系的一塊試金石，也折射出土耳其與北約長久以來的分歧和不信任。

北約可能是當今世界和中國沒有外交關系的唯一重要國際組織，中國也是當今世界和北約沒有外交關系的唯一例外重要國家。但兩者都是最重要的國際安全行為體，如何相處？有歐洲學者倡議，應效仿俄羅斯-北約理事會，成立中國-北約理事會。然而，因為中國與俄羅斯情況具有以下不同，中國-北約理事會短期內沒有可行性。

其一，俄羅斯是歐亞大陸國家，是北約成立的威脅緣由。中國地緣上與北約沒有交集，中國參與的主要安全組織——上合組織也不與北約接壤，兩者均不是北約的重點目標。

其二，中國仍然是亞洲國家，自我定位是發展中國家。北約在發展中國家心目中是西方霸權軍事機器，成立中國-北約理事會會誤導中國國際身份，尤其是讓俄羅斯感冒，甚至可能助長“中國威脅論”，中國對此十分在意。

其三，中國與北約關系既未清算歷史舊賬——南聯盟炸館事件，又不具備現實迫切需求。不同於俄羅斯為北約東擴所擠壓地緣戰略空間，中國與北約成員國並不接壤，不存在中國與北約相互擠壓地緣戰略空間的問題。

當然，北約早已走出傳統歐洲-大西洋地區，中國也早已走出亞洲-太平洋，雙方的相遇合作是遲早的事情。目前制約這一天早日來臨的障礙有三：

一是認知障礙：中國視北約為美國軍事戰略工具，正配合美國重返亞洲，可能會給中國造成傷害。北約對中國的發展、國情、體制等也缺乏理解，沒有一個中國通，隻能靠美國等成員國幫助理解中國。

二是體制障礙：北約認為中國軍事不透明，中國認為北約不開放。這很大程度上是雙方缺乏政治-軍事交流所致，以至於不了解對方的體制、文化。

三是地緣障礙：北約與中國沒有地緣交集，與上合組織也沒有交集，缺乏在地緣上的直接沖突與合作可能。2014年之后的阿富汗能成為雙邊合作的地緣選擇嗎？即便這一交集，雙方關切、目標也不盡相同。

形勢比人強。中國與北約關系已經開啟，雙方接觸是共同需要。北約需要中國應對全球性安全挑戰，進入亞洲﹔中國將來也許需要北約走向全球，走向海洋。重要的是，雙方面臨的全球性挑戰日益趨同，催促雙方不得不接觸、合作，共同推進全球安全治理。為此，開展中國-北約對話刻不容緩，其好處包括：

相互塑造新身份。“全球中國”、“全球北約”的新身份構建，是中國、北約對話合作的迫切需求。

緩和中美沖突。中美的潛在沖突不僅在海上，也在歐亞大陸。和諧歐亞地區建設，有賴於中國（上合）-北約的分工：上合管非北約的歐亞，北約管歐亞及大西洋。

緩和文明沖突。中國、北約都面臨實現文明轉型的任務，可相互借鑒，走出文明沖突的怪圈，其基本思路是幫助塑造中國海洋文明觀，幫助北約吸納東方文明。

正是認識到這一點，北約近年來對發展對華關系十分積極。北約開展對華關系的目標是將中國納入全球伙伴關系，為此北約積極開展與中國的接觸和對話。目前雙方在政治外交、防務安全領域已逐步開展起對話。

中國-北約關系未來前景取決於中國及北約的轉型，美國的影響至關重要，隻能採取循序漸進、迂回突破的方式，照顧彼此關切，增強互信，加強了解，走出冷戰思維與炸館陰影。為此建議：

加強互信。北約通過雙邊渠道向中方闡明北約是什麼，怎麼轉型，十分有必要。中國讓北約了解自己也很迫切。為此，北約應加大對華公共外交，中國加大對北約研究。

加強對話。中國-北約對話機制升級：“先民后軍”模式要改革，急需升級為“學界先行、外交推動，軍方跟上”的三位一體模式。雙方都應超越冷戰思維，超越傳統地緣政治觀，樹立文明轉型與對話觀。

加強合作。中國-北約在第三方合作，既包括地域，如阿富汗地區，也包括領域，如全球公域——公海、太空、網絡等領域。中國與北約已經在索馬裡反海盜事務上嘗試了合作，將來不排除在北極、網絡問題合作的可能。中國（上合組織）與北約，可在聯合國框架下嘗試維和合作，積累經驗與互信，繼而拓展到民事合作，非傳統安全合作。印度洋的合作、阿富汗問題的合作是中國-北約互信的突破口，也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與北約將加強相互理解，消除觀念與體制障礙，探討其他合作領域。

服務於雙方安全需要、服務於聯合國維護人類安全的神聖使命，中國與北約加強相互理解，升級對話層級、探討新的合作模式，時不我待。

（王義桅，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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