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城鎮化的第一要義到底是什麼？是擴大內需，刺激投資，還是拉動增長？事實上，本質來講，城鎮化的作用根本不在於需求端。中國城鎮化戰略應該變以需求端為導向，從供給端著眼，通過城鎮化的規模經濟效益，以及城市分工帶來要素集聚效率的提高。

回顧中國城鎮化歷程，支撐中國城鎮化進程的主要是工業化，但工業化之所以能如此迅猛推進，一是靠中國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二是靠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但這兩大因素在未來都會發生較大變化，城鎮化戰略到底還要靠什麼動力實現持續發展,將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戰略性議題。

我國正處於城鎮化快速推進時期，與發達國家城鎮化進程相比，我國仍存在著許多城鎮化的困擾與發展困境：首先，經濟發展模式粗放，產業結構效益和城鎮化效率呈現“雙低效”特征。產業發展方式粗放主要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低效率等方面。城鎮化模式也同樣存在粗放問題，集中表現為土地城鎮化遠快於人口城鎮化，“圈地”、“造城”等現象相當普遍。

其次，城鎮化布局和形態不盡合理，產業集聚和產業帶動能力總體不強。一方面，我國工業重型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快速推進的重型工業化將會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及第三產業和城鎮化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另一方面，資源要素過於集中於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城市建設過於注重規模擴張，人口和產業集聚能力並未相應提高，帶動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以及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能力不能得到充分釋放。

最后，由政府主導、行政化推動，忽視產業基礎對城鎮化發展的內在支撐。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城市化主要由經濟發展推動，城市體系的發展受人口聚集程度和產業發展水平的影響，而中國城鎮化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主導、大范圍規劃，這也是我國城鎮化與發達國家最主要的區別。

國家提出“新型城鎮化”戰略，所謂“新型城鎮化”就是人口轉移和結構轉型並存的“二元”發展型城鎮化，而這兩者必然依托於產業作為支撐，這意味著城鎮化作用根本作用不在於擴大內需，而是通過城鎮化的規模經濟效益，以及城市分工協作帶來要素集聚效率的提高。

一方面，要著力打造城市群和城市帶，這種城鎮化的空間組織形態由現代化的交通連接，在不降低大城市的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的同時，又能夠防止單個城市過度擴張帶來的“城市病”﹔ 相對集中的布局，還可避免分散型城鎮化帶來的土地浪費，確保糧食安全, 保護土地和生態環境﹔中心城市以外的城市和小城鎮，作為產業支持中心或配套服務中心，提高區域內產業集聚能力。

另一方面，要充分考慮地區差異, 發揮區域比較優勢, 形成錯位發展。從區域特征看，東部沿海區域已步入工業化中后期， 資源供給已現緊張局面，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顯著提高。因此，東部地區的城市群發展應當側重於健全已有大城市的功能，大力發展周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規模，完善衛星城市的配套服務功能，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 努力發展高附加值產業和高端服務業，推進產業結構向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高端攀升。

比較而言，中西部地區城市群發展則應當注重優先發展中心大城市，利用自身成本優勢，努力培育制造業競爭力，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轉移，通過創造全球產業分工新機遇，提高中西部和內陸地區城鎮化水平。

（張茉楠，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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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婷、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