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紅：安倍政治向“神秘集權主義”加速

12月5日，安倍主導的“特定秘密保護法案”在參院“國家安全保障特別委員會”以“強行表決”的方式獲得通過，提交參院正式會議審議，這引起日本在野黨議員極大反彈，甚至發生阻止“委員長”行為的“肢體摩擦”。日本民主黨領袖海江田萬裡稱，安倍政治向“暴走加速，斷然不能允許”。

“特定秘密保護法”與日前通過的日本版“國家安全會議”法案，是安倍晉三自第一屆首相任期以來就想推動的“集權與神秘主義”的標志性產物。

2006年，剛過了“日本戰敗60周年”紀念日，在思想深層堅持復古主義的安倍一上台便主張，“要回到戰敗原點，改變‘戰后體制’”，擺脫在政治安全上對美依附的“寄居蟹”地位，追求與美對等關系，展開新的“國際政治周期”。在安倍看來，日本傳統文化中的“60年甲子周期”是歷史必然的輪回，對此他似乎痴迷篤信。為此，他主張修憲、執行集體自衛權、擴大海外派兵並擴大自衛隊在海外的武器使用權，試圖將“軍事行為”轉變為“外交手段”，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大國地位。

去年9月，面對民主黨執政危機，安倍再度當選自民黨總裁，揚言以強大的經濟、強有力的財政和強韌的國土戰略，引領日本“邁向新國家”。歷經眾、參兩院選舉，安倍自民黨一路高歌猛進，牢固地控制了國會多數議席，扭轉了 “扭曲國會”格局，為安倍政治走向集權化確立了必要的前提。

安倍上台一年，高舉“擺脫通貨緊縮，重振日本經濟”旗幟。在國內政策上，否定“央行獨立性”，大施“日元貶值政策”，形成所謂的“安倍行情”，由此拉升支持率。之后，他又借經濟、政治上的“安倍行情”，大搞“官邸政治”，安插親信、控制權力，甚至不惜踐踏民主政治中的“文官中立”原則，走政治集權化道路，以此確保其“右傾、復古型民族主義”。

在對外戰略上，一方面，安倍重拾第一任期的“亞洲門戶戰略”，借美國影響力實質下降，全面展開亞洲經濟、安全攻略，試圖主導形成“非美型亞洲秩序”﹔另一方面，利用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加固日美同盟，充實日本安全實力，單方面改變“亞洲力量格局”，激化地區矛盾。其重點便是在“亞洲邊海”區域，搞“日本版的海空一體戰”，向公海擴張大陸架，對鄰國討要領海、領土主權，激化地區固有矛盾。

“亞洲邊海”在地理上多為封閉或半封閉的海域，國與國相望，島嶼島礁相連，既給亞洲帶來相互依存的天然條件，也因大國的地緣政治強權給地區留下主權紛爭的隱患。尤其是二戰后，日本利用亞太軍事同盟體系，將亞洲邊海分割成對立的安全結構，使原本體現相互依存關系的島鏈，演變為一道道對立的屏障，使亞洲難以結成“亞洲人的亞洲”。

然而，亞洲的和平崛起，各國追求合作共贏的意識上升，是冷戰結束后歷史大潮的必然進程。進入爛熟期的日本模式無力阻擋，隻有順應時代潮流，用好亞洲和平崛起的大趨勢，才能拯救其持續下滑的經濟頹勢。日本版的政治“神秘主義”與全球化的時代相悖，既無法抑制新興國家的發展活力，也不可能給其自身創造“枯木生新枝”的機會，日本隻有正視歷史，真心合作，才能獲得與亞洲其他國家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機遇。

（劉軍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員，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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