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日本人愛道歉源於日本的“恥辱文化”

最近一段時間，許多文革中的“紅衛兵小將”公開向在那場浩劫中他們曾傷害過的人們表達了遲來的道歉。最著名的人物就是陳毅元帥的兒子陳小魯和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這些高調的行為受到國內外媒體的關注，引發熱議。“道歉”——似乎在一夜之間成為了年末的新聞熱詞。然而，在中國人的傳統印象中，“道歉”二字引發的聯想大多與日本相關——這取決於日本人自我塑造的公眾形象：一方面拒絕對歷史道歉，另一方面又喜歡沒完沒了的道歉。

日本到底存在一種怎樣的道歉文化？為何日本人如此的喜歡道歉？

首先，這與日本的語言文化緊密相連。

從日常用語看，日文可能是世界主要語言中，道歉表達最多者。日文中，關於“道歉”的語匯異常豐富，諸如“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の毒”、“ご迷惑をかける”、“ご面倒をかける”、“頭を下げる”、お詫び”、“謝罪”、“陳謝”，等等，再輔以日文特有的自謙和敬語等不同表現方式話，它在表示道歉的復雜性和豐富性上罕有匹敵者。

這種復雜性和豐富性源自全社會對道歉的重視。在商界，新入社職員要接受關於道歉禮儀的培訓﹔書店裡，有專門介紹寫各種規格道歉信（お詫び狀、謝罪文）格式的工具書。或許可以說，一個合格的日本人，首先必須是懂得道歉的人。

日人打招呼常說“すみません”，相當於漢語的“對不起”，或英文的“Excuseme”，但在中日兩種文化中生活過的人普遍會認為日本人使用“すみません”的頻度極高。

有人曾統計過中日電視連續劇中道歉語的出現頻率，發現在樣本中，日本電視劇中每小時出現12次道歉語，而中文則出現4次。

當然，道歉語在日語中出現頻率較高，也與“對不起”一詞所表達的范圍有關。漢語中“對不起”主要用於道歉，而“すみません”可用於表示感謝、道歉、請求，或與陌生人打招呼，它和禮貌套語間有不可分割的聯系，此現象漢語中並不存在。

道歉在日本被看作是一種禮貌行為，經常道歉是一種廣為人贊許的有修養的表現。相對而言，漢語中道歉的使用與禮貌、個人教養沒有必然聯系，而且，經常道歉被認為是一種工作能力差的表現。同時，中國人重“面子”，道歉意味著做錯了事情，就沒有面子。總而言之，在日本，道歉已與禮貌文化融為一體，常常作為人際關系的潤滑劑來使用。

除了頻率，在不同人際關系下，中日使用道歉的方式也有很大差異。中國學者張群研究認為：總體而言，日本人道歉時更為直接，而中國人較為含蓄，也更多元化。

比如，日本人無論親疏，表達歉意的頻率都很高。而中國人隻會在面對陌生人和不太親近的人時，會選擇直接道歉。中國人不太習慣對好朋友與母親直接說“對不起”，更傾向於用“提出補償”、“說明、解釋”或“表達親近”等方式代替。對中國人來說，關系親密的人直接道歉，會顯得過於嚴肅生分，更傾向於用親近表達、開玩笑來調節氣氛。而日本人在道歉時，不管對方親疏，都盡量直接，而不解釋太多——解釋得過多會被認為是為自己開脫責任。

另外，中日在地位層級有別時道歉習慣也有明顯差別。在上下級關系中，日本人相對較平等，無論對上對下，都會經常說出“對不起”。而中國人上下級關系非常明確，一般隻把“對不起”留給上級，對部下直接表達歉意非常少見。

與中國人的道歉習慣不同，日本人除了事后道歉外，還有事前道歉，重復道歉與代位道歉的習慣。

事前道歉用於預知自己的行為會給對方造成不快或不便之時﹔重復道歉則是一件過去已經很久的事，再次遇到當事人時，仍向對方不斷道歉。代位道歉則是上司替下屬擔責道歉甚至引咎辭職的行為，它是日本文化中，企業組織內部形成家庭化氛圍的文化產物，相當於子女犯錯，家長道歉擔責。新聞中經常出現日本企業基層出錯高層公開謝罪的情形，即源出於此。

發達的道歉文化，必然會產生一個與之互為因果的現象——社會倫理對某些行為的容忍度較低。

譬如前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因拿了自己老娘的政治獻金而違反了《政治資金規正法》，被媒體曝光敗露后，召開記者招待會，鞠躬謝罪，以求得國民“理解”。雖然是拿了自己老媽的錢，但在日本的政治倫理中，也是一種很難容忍的行為。

最近的例子發生在2013年9月，著名電視主持人MINOMONTA（みのもんた，原名御法川法男）因次子的盜竊未遂嫌疑，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在長達數分鐘的深躬之后，他噙著淚水，向廣大電視觀眾道歉，同時辭去了所有電視和廣播的節目主持人職務，徹底引退。MINOMONTA1967年出道，是日本家喻戶曉的明星。

這種易被中國人認為“過度道歉”的現象，若按美國社會學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的說法來解釋，是別於西方基督教“罪感文化”的日本“恥感文化”的體現，即道歉動力來自“他須推測別人會做出什麼樣的判斷，並針對別人的判斷而調整行動”。

就是說，日本人不但要對別人的行為警覺地察言觀色，還要強烈地意識到別人對自己言行的判斷。他們說：“為了社會，一個人必須自重”，“如果沒有社會，就無需自重”。這些是對自重的外在制約力的極端陳述，他們沒有考慮到內在強制力對於行為的作用。正如許多國家的俗諺一樣，往往夸大事實。因為日本人有時也會像清教徒一樣，對自己的罪過產生強烈的反應。但這些極端的陳述，卻正確地指出了日本人究竟強調的是什麼——日本人強調“羞恥感”比“罪惡感”更重要。

人類學在對不同文化的研究中，區分這些文化是以羞恥還是以罪惡為基礎是一項重要的研究課題。依照定義，一個社會如果以道德的絕對標准來教育成員，並依賴這個來啟發良心的話，就被定義為“罪惡感文化”。但是這種社會的成員，像美國人，他會因為言行笨拙而感到羞恥，雖然這並不是什麼罪惡。他也許會因為在某個場合中穿著不當，或言辭不妥，而感到格外懊惱。在以恥辱為主要約束力的文明中，人們會對那些可能會引起其罪惡感的行為感到懊悔。這種懊惱可能會非常的強烈，但卻不是像罪惡感那樣，借懺悔和贖罪來解脫。犯了罪的人，可以因坦白而減輕內心的負擔。這種坦白的手段，被我們長期運用在世俗的精神療法中，許多宗教團體中都加以利用，除此之外，兩者很少有相似之處。我們知道這可以得到解脫。但是在以恥辱為主要制約力的社會中，其社會成員公開他的過錯，即使向神父懺悔，也不能獲得緩解。因為隻要惡行不“公布於世”，他就無需為之苦惱，而所謂的懺悔在他看來只是自找麻煩。因此，“恥辱感文化”中並不提供“懺悔”，即使是對上帝。他們的儀式只是為了祈福，而不是為了贖罪。

真正的“恥辱感文化”依賴外在制約力來鼓勵善行，真正的“罪惡感文化”則依賴內在的罪惡自覺。恥辱感是對他人批評的反應。一個人如果在公眾場合被奚落、拒絕，或者感覺自己被人嘲笑，都會感到羞恥。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恥辱感都是一種強烈的制約力，但這要求有旁觀者的存在，至少是存在於想象中。罪惡感則無需旁觀者。在有的國家裡，名譽意味每個人按照自己心中的理想形象自我生活，所以，即使沒有人知道他的過錯，他依然會有罪惡感。而這種罪惡的感覺會通過懺悔而得到緩解。

移居美國的早期清教徒，企圖把整個道德體系置於罪惡感的基礎之上，所有精神病學者都知道現代美國人內心在被什麼樣的罪惡感所折磨。但是，恥辱感日益成為美國人的重負，而罪惡感並不像前幾代人那樣強烈。在美國這被解釋為道德的鬆弛，顯然有些道理，但更多是因為我們不希望恥辱感承負過多道德的重任，我們並不把伴隨恥辱而來的強烈的個人懊惱作為我們道德體系的原動力。

日本人卻會這樣做。一個人如果不能遵循明確的善行標准做事，不能權衡各種義務，或者不能預見人際交往中的爾虞我詐，就是一種“恥辱”。他們認為，恥辱為美德之根。對恥辱感敏銳的人，會遵循善行的一切規則。“知恥之人”有時被譯為“有德之人”，有時被譯為“重名譽之人”。恥辱在日本倫理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就像西方倫理中的“純潔良心”、“與上帝同在”和避免罪惡一樣。因此，按照邏輯推理，即人死后並不受到處罰。除了了解佛經經典的僧侶之外，一般日本人對以今生的德行來決定輪回的觀念並不熟悉。除了一些受過訓練的基督徒外，他們也並不認可死后通過進天堂或地獄來進行獎懲的觀念。

總之，恥辱感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佔據著首要地位，就像任何具有深刻恥辱感的部族或國家一樣，這意味著每個人都非常重視公眾對其行為的評價。他要想象他人會有什麼反應，然后根據這種反應來為自己的行動定位。

摘自《菊花與刀》 東方出版社出版

（注：本文轉載自“東方--鳳凰博客”，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