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怡微：最懷念台灣的二輪戲院

許多人都知道，隻要離開祖國大陸，想要再上熟悉的視頻網站，往往就會看到一行字，顯示“您所在的國家或地區，不在所播放的節目版權范圍”。台灣也一樣。知識產權在當地，被稱之為“智慧產權”，嚴格加以管控。沒有盜版碟，也不能隨意復印有版權頁的書籍。做論文時，老師都推薦我們以掃讀筆傍身，很大程度或許是因為知識產權的保護使得合法影印管控嚴格，不利於資料整理。

盜版碟自是無處可尋的，更不用說網絡下載。初到台灣時，“蝦米”失靈，我們問台灣人平時怎麼聽歌，他們說“買CD啊”，問他們怎麼下載軟件，他們說“用大陸網站的啊”。心中即使縈繞過一萬個“話雖如此”，但還是感到不甘心。KTV更是有趣，我們自高中時就看到許多MV上打著“TAIWAN ONLY”字樣，到了台灣反倒是隻有海灘邊走來走去的性感女模伴唱。許多KTV因為買不起原版音樂錄影帶而借用其他音像充數，再新的歌都一樣，也算當地奇景。

但逐漸的，如今的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畢竟隻要有心，就總有替代的可能，來慰藉玩樂的心。如台灣的二手書流通網絡就做得很好，“讀冊生活”網站通過便利店就可收書取書，這就取代了影印。如台灣的二輪電影院很常見，這就取代了買盜版DVD。畢竟，許多電影看完一遍就不會再看第二遍，這和去二輪電影院觀摩沒有什麼差別。因而我常常覺得，如果有一天要離開台灣，我最留戀的，恐怕是那裡的電影院。而比起一線城市常見的數位豪華影城，我更懷念的，正是鑲嵌於台灣角角落落的二輪戲院。

自從1900年，法國盧米埃兄弟發明的電影機首次在台登場，法國電影協會邀請日本商人大島豬市與電影技師鬆浦章三到台北淡水館舉行試映會后，電影從此便再也沒有離開過台灣人的日常生活。台灣作家舒國治曾在《老電影與老年代》一文中寫：“台北，一向是看電影的好城市。即使是日據時代。高戊升《一個台灣人的回憶》書中便說他最喜歡的電影是法國片《望鄉》，那是1937年。上世紀50年代初，《望鄉》仍會在台北重新上片。我常提說的那時台北之佳，是你從鴨糞處處、水田密布的鄉村環境下(像大安區)跳上一輛公交車(像20路)，25分鐘后便可看到法國大導演布列鬆的藝術片《最后逃生》。那是電影院雲集的西門町，不少影院的座位超過一千。”而日本片愛好者、導演吳念真在回憶起童年時代時說：“那時九份隻有一家電影院——昇平戲院。在那個時候，看電影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事，是生活中極少數的娛樂，而且不僅是我，我的父親輩們最大的娛樂也一樣，就是去昇平戲院看戲。”

如今，昇平戲院依然在九份營業，播放《悲情城市》、《戀戀風塵》等老片。這樣的情景，令人不免想到至今仍在拍攝地的小影院裡一再重映的《廬山戀》和《情書》。吳念真說起自己初到台北時，逢到假期為了打發時間，就買一塊大餅去二輪電影院耗上一天。現在，他常去的青康已經不在了，可台大附近的東南亞劇院還在。我在心裡默默地說，“其實到現在，我也常這麼干啊。”

台北學苑，坐落於敦化北路與南京東路口的東北角，靠近鬆山機場，是救國團台北學苑園區內的一棟表演廳，即他們所說的“青康”。上世紀六十年代，它每天放映老片，那時一張票一元，節目單一周前已印好。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市售首輪片二十五元新台幣，青康隻賣七元，而且一次可以看兩部。吳念真回憶：“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不知道是紀念什麼活動，一連放了《亂世佳人》和《賓漢》，下午兩點進去，出來都晚上八九點了，還送了一個冰淇淋，那個時候冰淇淋兩元嘛。等於花了五元，看了兩部電影。就這樣，從16歲開始，一直看到我去當兵。”

許多台灣人和二輪戲院一起成長，那些戲院有的是破房子，有的是廢棄公社，有的是偏遠營房，有的是眷村空地，無論多麼陳舊，都成為了記憶中最溫暖的靜幀。很難想象，時易世變，我居然和那些人做著同樣的事。我最常去的二輪影院，是光點和湳山。

光點台北，從前是美國駐台領事館。后因台美斷交而荒廢，經由台灣電影文化協會經營，成為現在以電影文化為主題的台北之家，被列為三級古跡。光點電影院的優點，在於自創影展。三不五時，便有小津、費裡尼、侯孝賢的影展，還能看到少見的拉美影展、奧斯卡影展、同性影展等等。每年各大國際影展過后，光點便開始集中展映，是文藝青年的好去處。它同樣不劃座位，購票以后，隨意入座。冷門片往往近似包場，要多加件披風，以御影院冷氣逼人。

湳山戲院，成立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原為大興戲院。台灣電影最熱的那幾年，它曾經風光無限。在豪華影城的觀影文化尚未流行之前，這種位於巷道內的小劇場十分普遍。可以說，湳山是二輪戲院中地段最好的一家，位於台北捷運信義安和站，是真正的市中心，但卻也難敵大影院佔地、設備的嚴酷沖擊。如今的湳山，共有四個影廳，每個廳放映兩部電影。每人隻需要相當於人民幣三十元，就可以花一天看上八部電影。中場還可以外出吃喝，隻需要在手上敲個章。有了看二輪電影的習慣以后，等待首輪下檔，就變成了一個特別的愛好。二輪戲院有相對穩定的觀眾群，多是老人、學生、孩子。他們有的是時間，缺的是錢。

記得有一年，我隨某報記者去台南採訪，路過全美戲院時，隨即被懸挂的大幅手繪電影海報驚呆了。在電影產業逐漸走向3D的今天，三平方米大的手繪看板仿佛理應出現在復古的電影布景中。可海報上畫的，卻是當紅的好萊塢巨星。全美戲院至今仍舊保留著老戲院的舊年風格，沒有電腦輸出的門票和絨布座椅，而是人工蓋章的紙片戲票和鐵皮凳。其實這樣的古風，在台北的二輪戲院諸如湳山、景美佳佳也是常見。

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這些電影院依然保持著“某某戲院”的名字，而不是自詡“影城”。戰戰兢兢地自知分寸，總令人感受到歲月的淘洗之力。而手繪電影海報，曾經是流行的藝術形式，如今早已衰弱。若不是美聯社的報道，恐怕沒有人會記得60多歲的老師傅顏振發和他的巨幅油畫。據說，他是台灣最后一個從事這一行的人。那份為電影畫像的工作，恐怕也是這座島嶼最為寂寞的職業之一。南部到底還是島嶼的童年。總是能令人回味起小時候的情境，恐怕也是二輪戲院留給我最深切的感受。

老電影院大都頗有來頭，曾經滄海，大隱於市。我作為異鄉人，附會的情懷多，真正的目及少。許多濕寒的日子裡，我蜷在影廳內邊吃麥當勞特價午餐邊注視他人命運流轉，仿佛也是一種青春的浪擲，甚至不怎麼孤獨。也許以后，我也能對后來者妄自尊大地說上一句：“台北，一向是看電影的好城市”。

（作者系青年作家，台灣政治大學在讀博士）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