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民：西方為何要炒作貧富差距問題

近來，隨著西方經濟界的廣泛關注，貧富差距懸殊的話題又重回人們的視野。IMF日前就貧富分化嚴重發出警告，剛剛結束的2014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重點關注了收入鴻溝問題，並在其發布的《2014年全球風險報告》中指出：收入差距過大是未來十年最可能出現的全球性風險。

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貧富差距的確在擴大並步入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時期。全球最富裕的85人擁有的資產相當於35億最貧困人口的全部財產。當前的貧富分化現象具有以下突出特點：

貧富差距創歷史新高。 2012年美國最富裕10%人口的收入佔整體收入的一半，是1917年能收集到可靠數據以來的最高水平。

全球幾乎所有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現象都在加劇。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球有七成人口所在地的貧富不均現象比以前更嚴重。

新興經濟體新崛起的中產階級是最大的贏家。這一特點在中國和印度表現明顯。1988年，中國中產階級的收入隻能排在世界倒數10%之前，而20年后中國人均收入已邁入世界前50%的行列。

美國的財富集中現象最為突出。美國的貧富差距無論是30年來加劇的速度還是兩極分化的嚴重程度都在發達國家中遙遙領先。1947-1981年的34年間，美國的基尼系數始終在0.36左右徘徊。但1981年后，基尼系數開始穩步上升，2012年突破0.45。2009-2012年間，美國最富有的1%的家庭收入上升幅度達31.4%，而其余99%的家庭收入增長僅為0.4%, 幾乎未享受到經濟復蘇帶來的利益。

造成全球不平等現象加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全球化使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對發達國家的非熟練工人造成直接的沖擊。在資本全球范圍內流動的同時，勞動力卻不能自由流動，他們被迫與發展中經濟體的低薪工人展開直接競爭。

高科技和互聯網加劇了貧富分化。科技的迅速發展使不少人陷入結構性失業的困境，拉大了高端與低端行業的收入差距。互聯網及知識行業的利潤豐厚，但就業人數卻大幅度減少，使財富更加集中於少數人身上。

主要央行採取的刺激政策令富裕階層從中受益。西方主要央行向市場空前規模地注資，提高了金融資產的回報率，股市和高端房產價格一路飆升，超富裕階層開始崛起。

新興經濟體的崛起，造就了一批中產階級新貴。亞洲中產階級佔其總人口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21%快速增長到2008年的56%，其消費能力也在快速上升。

當前，分配不公已對全球經濟構成威脅。街頭政治抬頭，非主流政黨影響力上升，改變了許多國家的政治生態。民眾反全球化、反移民、反政府情緒蔓延。貧富懸殊問題正引起各國領導人和社會的重視。美國奧巴馬總統計劃於1月28日發表的《國情咨文》中正式把推動提高最低工資的法案列入施政目標，英國首相卡梅倫表示正在考慮調高最低工資標准，日本政府也呼吁日本企業提高工人工資。

應該看到，雖然近年來貧富差距發展迅速，但畢竟不是新鮮事。西方在其經濟向好之時大肆炒作，寓意深刻。首先，西方經濟的確好轉，開始有時間和精力來重視和解決其經濟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其次，一些西方國家中左翼執政，打出重視社會不公的旗幟，有利於贏得民眾支持，特別是有助於美國今年的中期選舉。最后，西方更深層次的考慮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新興經濟體的貧富差距也在迅速擴大，西方此時在此問題上大做文章，是要搶佔道義制高點，一方面意在激化新興國家的社會矛盾，另一方面是迫使新興國家在消除貧富差距方面做出超出其實際能力的承諾，置其於不利地位。對此，新興經濟體應保持清醒頭腦，在重視貧富差距擴大有可能給社會帶來嚴重危害的同時，也要警惕西方借此對其經濟轉型施壓，減輕和拖延西方自身在國際經濟體系改革上的壓力和承諾。

（魏民，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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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