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望：正義，不要再為二戰中國勞工缺席

二戰勞工幸存者張世杰（中），88歲，1944年被強擄到日本長崎挖煤。圖源：中國日報

二戰中國勞工及遺屬狀告日本企業一案終於在北京市一中院正式立案，這一標志性的事件表明，那些早已步入暮年的二戰中國勞工通過法律途徑維權的希望再次閃現。

在此之前，二戰中國勞工及遺屬皆是遠赴日本打跨國官司。這個過程極其漫長，已至耄耋的中國勞工有的甚至等不到法律程序走完就已撒手人寰。還有的案件雖然在一審、二審有過勝訴的先例，但到了最高法院情況就發生了逆轉。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一次相關判決中以中國人已放棄索賠請求權為由，免除了日本政府及包括相關日本被告企業的法律責任。正義在最后一刻並沒有出現。終審敗訴后，日本的法律程序已經結束，中國勞工通過法律維權的大門也徹底關閉。

在法律之外，中國勞工也走過其他救濟的途徑。有的日本被告企業曾在法院的建議下決定通過一攬子解決方案試圖挽回或提升自身形象。在2009年，日本西鬆建設公司就曾經提出和解方案，聲稱將向183名二戰中國勞工支付金額共計1.28億日元的賠償款，不過中國勞工認為其在和解條款中寫上“中國人的請求權已喪失，在此情況下給予適當的救濟”的字句有侮辱成分，進而集體拒絕了該和解方案。

當然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出於各種考慮，一直在阻撓中國勞工的維權索賠行動。就在不久前，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還公開表示，“日中之間的索賠權問題因《日中聯合聲明》已不再存在。”這與日本最高法院的判決依據如出一轍。日本政府的說辭雖然荒謬，但從另一個方面說明，在顛倒是非、企圖為侵略史翻案的日本政府面前，二戰中國勞工通過司法程序甚至救濟等各種方法獲得賠償並讓日企道歉謝罪，最終伸張正義已基本沒有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維權的重心就很自然地要轉回國內來。不過外界對中國法院是否擁有此類案件管轄權的疑問一直存在。但無論是近年來的研究還是日本法院的判例均顯示，從最初的策劃、運輸到奴役勞動，日企全程參與了在華強擄和奴役中國勞工的整個過程。強擄和奴役中國勞工的整個侵權行為跨越中日兩國，中國和日本均為侵權行為地。因此中國法院是擁有案件管轄權的。

當然，另外一個問題也隨即出現。假定原告勝訴，案件的判決是否能得到有效執行尚存疑問。這些被訴日企並非所有都在華開展業務並擁有資產。一旦涉及到需要跨國執行判決，這在法律實踐中存在巨大障礙。由於中國和日本並沒有締結或者參加相互承認與執行對方法院判決的國際條約，因此無論從精神還是物質上講，原告能獲得的賠償是極其有限的。

一系列的難題正等待著中國法官們。但是不管有多難，類似的案件必須全力推進下去。幸存的二戰中國勞工人數已經越來越少，昨天的世界給了他們太多的痛苦，我們不希望看到今天的世界再次給他們留下遺憾。

幾十年來，二戰中國勞工不過是期待法律能給一個說法。北京法院立案僅僅是一個開始，正義在遲到多年之后不應再次缺席。

（高望，海外網專欄作者）

海外網評論頻道原創，轉載請注明來源海外網（www.haiwainet.cn），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