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利如：剖析“普世價值”的話語陷阱

　　海外網5月21日電 《紅旗文稿》近日刊文談“普世價值”，稱有人將其視為靈丹妙藥，也有人將其視為洪水猛獸。為什麼會產生這樣截然不同的認識？“普世價值”究竟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普世價值”？為此，需要對“普世價值”進行理性解讀。

　　一、客觀回顧“普世價值”的發展演變

　　回答“普世價值”是什麼？首先需要搞清楚“普世價值”從何而來？“普世價值”是怎樣演變發展的？“普世價值”在人類歷史上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

　　（一）“普世價值”從西方文化傳統中來。“普世”一詞源於西方基督教，基於對世界本體追問的自然哲學是西方文明“普世主義”最重要的基因。那時的“普世”，既有“全世界范圍”這個意思，也有“全基督教”的含義。“普世價值”以及用來描述“普世價值”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核心價值，孕育於古希臘羅馬文化。比如，民主一詞源於古希臘文，是由“人民”和“權利”兩個詞組合而成，其含義是“人民的權利”或者“統治歸於人民”。更准確地說，由全體人民平等地、無差別地參與國家決策和進行國家管理。對平等的系統研究，最早見於亞裡士多德，他認為，建立良好政體“正當的途徑應該是分別在某些方面以數量平等，在另一些方面則以比值平等為原則”。自由具有豐富內涵。一種是外在的自由。在古希臘，是否具有公共事務的權利被看作是有沒有自由的重要標准。人們可以分為自由民和奴隸，自由民是指擁有公民權的人，他們能夠參與公共事務﹔而奴隸則是不具有公民權的人，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的資格。另一種是精神的自由。首次闡述精神自由的是斯多葛派，該學派認為，人民因為擁有理性而獲得精神自由，完全生物意義上的人是不自由的，當人民按照理性也就是按照自然法行事時，他們就是自由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人類漫長的歲月裡，自由、民主、平等等價值理念沒有被賦予任何“普世”的意義。

　　（二）“普世價值”應資產階級需要而生。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以來，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反對封建地主和教會統治，高舉自由、平等、人權的大旗，主張用政治自由對抗專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對抗宗教壓迫，用自然神論和無神論來摧毀天主教權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賦人權”來反對“君權神授”，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來反對封建貴族的等級特權，進而建立資產階級的政權。但資產階級獲得政權之后，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並不是真心實意地接受自由、民主和平等﹔即使表面聲稱接受，也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實現自由、民主和平等。洛克強調個人自由和個體權利，但他認為最重要的“天賦人權”是財產權，其實質是為資產階級代言。法國思想家盧梭主張直接民主制，卻對英國議會制展開了猛烈地批判，“英國人自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隻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時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后，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資產階級平等的虛偽性，“平等原則又由於被限制為僅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筆勾銷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窮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圍內的平等，簡括地說，就是簡直把不平等叫作平等。”由此可見，西方資產階級雖然高呼自由、平等、民主，但其本質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所服務的，即使是在西方資產階級內部，由於社會階層和人生經歷等不同，對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也不盡相同。

　　（三）“普世價值”為和平演變戰略所用。二戰以后，以杜勒斯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提出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從此“普世價值”具有了明確的政治目的，成了西方資產階級實施和平演變的思想武器。西方資產階級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將“普世價值”定義為“從全人類共同的利益出發，隻要出於良知與理性，為所有或幾乎所有人認同的價值”。 在隨后的日子裡，西方資產階級把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和“普世價值”簡單等同起來。這樣的結果，“普世價值”超越於國家、民族、宗教之上，演變成為一個純粹的、意識形態的話語工具。西方國家打著“捍衛自由、追求民主、保障人權”的旗號，通過宣傳西方工業文明的輝煌成就，用西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侵蝕和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民眾，特別是青少年。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其中，“普世價值”功不可沒。

　　（四）“普世價值”因國際社會質疑而困。時至今日，在西方國家內部，“選舉”這一被西方政客標榜為公民最基本的權利，成為了“富人的游戲”和“錢袋的民主”﹔美國的財政危機暴露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缺陷﹔斯諾登事件徹底揭穿了西方自由的真實面目﹔“佔領華爾街”運動更是對西方社會“公正”的極大譏諷。進入21世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著民主、人權等幌子，武力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發動顏色革命，埃及、泰國和烏克蘭等國陷入“民主危機”，敘利亞走入混亂的“國內戰爭”。人們不禁要問，既然“普世價值”是靈丹妙藥，為何這些國家長期動蕩不安？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連基本的生存權利都無法得到保障，何談自由、民主和人權？西方國家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難道與其宣揚的自由、民主、人權相一致嗎？西方社會在價值觀上為何自相矛盾，奉行雙重標准？盡管“普世價值”頭頂著自由、平等、人權等耀眼的光環，但西方國家用自己的行為戳穿了“普世價值”的謊言。

　　二、理性剖析“普世價值”的話語陷阱

　　為了實現其獨霸全球的政治野心和經濟利益，西方國家不僅重視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建設，而且高度重視以價值觀為主要內容的軟實力建設。他們一方面給“普世價值”戴上美麗的光環，另一方面巧妙地設計話語陷阱，使對手束手就擒。

　　一是別有用心地構建話語體系。西方國家首先利用強大的輿論工具，將其“普世價值”宣稱為全人類應當共同遵守的﹔然后，罔顧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將近現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所取得的成就簡單歸結為遵循“普世價值”的結果﹔最后，宣稱“普世價值”及其背后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所有國家和地區擺脫貧困落后、實現文明進步的唯一選擇，最后推導出“歷史終結於資本主義”的結論。從而為世界量身定制一整套符合西方利益的價值坐標和話語體系。

　　二是制造話語陷阱。冷戰結束之后，西方社會以“普世價值”為思想利器，利用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布設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迷魂陣”：如果你默認或者接受“普世價值”，則正中其下懷﹔如果你反對“普世價值”，他就直接給你帶上獨裁、反自由、反人權等帽子，說你愚昧落后，與現代文明背道而馳﹔如果你懷疑“普世價值”，他就用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來忽悠，普通老百姓被這些耳熟能詳的名詞搞得暈頭轉向！

　　三是壟斷話語霸權。西方國家早已習慣用這樣的思維方式和話語形式：評價非西方的國家、地區和民族，隻要這個國家和民族取得了成績和進步，直接來一個“萬法歸一”，說成是遵循“普世價值”的結果﹔如果這個國家和民族停滯不前或者陷入困境，不問青紅皂白，全都歸結於沒能有效踐行“普世價值”﹔假如不按西方的要求和意願行事，就被貼上“極權統治”和“違反人權”等負面標簽，成為人類社會的共同敵人，實施各種制裁，並利用一切機會打壓其生存和發展空間﹔如果堅持自己的文化傳統，主張從自己的國情出發，他就高呼“人權高於主權”，用抽象的價值觀代替自主理性的選擇。總而言之，在西方國家眼裡，隻有“普世價值”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四是不遺余力地推動話語輸出。西方社會在全世界宣傳和推行“普世價值”，花樣不斷翻新。例如，以指導發展為名，大肆輸出新自由主義，鼓吹私有化，使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幫助轉型為名，實施休克療法，使俄羅斯大傷元氣﹔“9·11”之后，以反恐為名，武力入侵阿富汗﹔進入新世紀，借民主之名，策劃“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普世價值”不僅沒給這些國家和人民帶來福音，反而引發社會持續動蕩，並被貼上“失敗國家”的標簽。歷史充分說明，“普世價值”不是非西方國家走出貧窮落后的靈丹妙藥。

　　三、自覺超越“普世價值”的話語范式

　　在激烈的意識形態較量中，隻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勇於突破思想籓籬，客觀理性地對“普世價值”的概念、判斷、推理等展開深入研究，才能建設起更為先進、更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首先，理性看待“普世價值”的歷史局限，自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為西方資產階級的價值觀，“普世價值”具有鮮明的歷史局限。譬如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較起來，在歷史上是一大進步，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1頁）又如自由，“資產階級害怕充分自由和充分民主，因為它知道，覺悟的即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會利用自由來反對資本的統治”。（《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頁）

　　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在救亡圖存的危難關頭，用鮮血和生命選擇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証明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和激烈的國力競爭，我們必須堅定不移沿著正確的中國道路奮勇前進，進一步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其次，深刻認識“普世價值”的西方話語本質，從社會主義中國的實踐出發來認識中國的問題。當前國際形勢日趨復雜，意識形態領域和價值觀的競爭，既是國家綜合實力的競爭，更是生存發展空間的競爭。西方鼓吹“普世價值”，代表的是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目標是將全世界納入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如果我們將“普世價值”看作人類“聖經”，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標就是變成一個類似西方的國家，不顧國情地全盤照抄西方模式，不僅會將中國帶進思想認識的“死胡同”，而且會給國家和民族帶來歷史的悲劇，最終結果是使中國淪為西方資產階級的“附庸國”。

　　縱觀人類發展歷史，沒有一個國家是通過全盤吸收另一國家的文化和制度，從而實現現代化的。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大國，有著源遠流長的文化，面臨與西方全然不同的問題，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更不可能簡單地用西方話語體系解釋自己。隻有堅持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才能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美好明天。

　　第三，科學辨析“普世價值”的概念范疇，發展社會主義的中國話語。自由、平等、民主作為人類社會普遍的價值追求，從來不是抽象的概念和文字符號，它們是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這些價值理念的內涵外延、實現形式和實踐情況各不一樣。它們雖然被西方資產階級用來描述“普世價值”，但並不意味著被資產階級所專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自由、平等、民主獲得了比其他任何社會制度都更加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制度保障：社會主義強調通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每個人的全面發展創造物質條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保障了每個勞動者在生產和分配中的平等﹔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保障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權利﹔社會主義憲法和法律保障了每個公民享有的權利和義務。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價值突破了私有制和資本的籓籬，超越了個人主義的狹隘，必將成為更真實、更全面、更具生命力的價值觀。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我們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扎根於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土壤，吸收借鑒人類文明的積極成果，與時俱進地培育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價值”，實現對資產階級“普世價值”的自覺超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和價值引領。

(責編：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