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嶺：亞洲安全需要更積極的多邊主義

5月20日至21日，亞信會議第四次峰會在上海舉行。作為此次峰會的主辦國和未來兩年的輪值主席國，中國的角色作用備受矚目。中國將如何參與地區多邊安全治理？將給亞洲安全帶來何種新理念？從習近平主席與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會談中，我們不難找到答案。構建亞洲安全機制，我們需要“更積極的”多邊主義。它主要包含四個方面內容。

首先，需順應國際關系的新形勢，超越傳統的同盟體系。縱觀國際上現存的地區多邊安全機制，有不少是“冷戰遺產”，如北約和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這些機制是“美蘇爭霸時代”的產物，“遏制”與“對抗”的色彩濃厚，多由大國主導，具有很強的封閉性與針對性，在冷戰后依然被用作大國擴張影響力的工具。它們既不符合和平發展的歷史潮流，也和當前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特點格格不入，亞洲需要反思和超越舊的多邊機制，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建立新的多邊安全合作平台。

其次，需力避軍事干預，堅持用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當今國際熱點問題相互交織，國際政治的復雜性遠超以往，正如習主席那個形象的比喻“按下葫蘆起了瓢”。軍事干預、聯合制裁等傳統的多邊手段作用有限，且“牽一發而動全身”，很多時候不但未起到施壓效果，反而制造了新的矛盾。例如：出於“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反恐的需要，美國以“多國聯合部隊”的名義接連發動了伊拉克戰爭、阿富汗兩場戰爭，目前雖然戰爭已經結束，但這些地區的動蕩與混亂遠未消除，戰后重建面臨一系列難題。所以，“解決這些問題要既得理又得法，一味示強施壓不行，外部武力干預更要不得，政治解決是唯一出路”。

再次，需以“共同發展”尋求“共同安全”。傳統的多邊主義“就安全談安全”，如今，安全的內涵和外延都在改變，國家間的安全問題越來越集中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很多都是由於發展不平衡引起或是在發展中產生了新問題。“更積極的”多邊主義倡導用長遠的眼光、綜合的視角去審視安全問題，亞洲需要以“發展”促“安全”，在發展中淡化矛盾，形成“命運共同體”，這才是治理安全問題的根源。

最后，需明確是非標准，“講規則、講主權、講透明”，在尊重共同關切的基礎上實現共同治理。聯合國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多邊舞台，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其原因主要在於某些大國對多邊規則的漠視和摒棄，如選擇繞過聯合國發動戰爭、在反恐問題上持“雙重標准”、堅持“人權高於主權”、奉行“西方中心主義”等。更積極的多邊主義正是以此為鑒，高舉“公平”與“正義”的旗幟，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不干涉主權國家內政，充分考慮到各方訴求，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判斷，在共同參與的基礎上實現共同治理。

（董春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海外網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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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於川、牛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