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波被收容引争议，能否成为改革契机？

5月15日，正在北工大建国饭店嫖娼的演员黄海波被警方当场抓获，并被处以15日行政拘留的处罚。5月31日上午，北京市警方证实，依法决定对黄海波与涉案女子收容教育6个月。自此，一个原本关于娱乐圈与道德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司法制度的讨论。

尽管几乎是第一次单独成为热烈讨论的公共话题，但收容教养绝非新生事物。而且特别地，这几乎是一个专为惩处卖淫嫖娼而设的制度。1993年，国务院颁布《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正式规定，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卖淫嫖娼人员，可由公安机关决定进行收容教育，时间为六个月到两年。其具体形式为“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

去年年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劳动教养制度被正式废除。在后续讨论中，包括社区矫治、收容教育在内的替代或类似制度也被涉及，但并未引起较大的重视。今年4、5月份，《凤凰周刊》和财新《新世纪》周刊等杂志，都对收容教育制度有过报道，但没有引起很大关注。

媒体曝出黄海波被进行收容教育后，这一制度所受关注空前。有多家媒体发文评论此事，特别是6月4日《检察日报》的文章《“收容教育”法律依据何在？》让舆论惊呼“官媒发声了”。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刑诉律师陈有西发表的文章《黄海波被收容教育为什么是错误的》，该文在微博获得了7000以上的转发。

综观近期的评论，收容教育制度受批评的方面主要有四：

其一：限制人身自由未经正式立法。《新世纪》周刊引用《立法法》第八、九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检察日报》则直接引用北大行政法专家姜明安的论断：“《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不是法律，其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与《立法法》上述规定相冲突。”

其二：缺乏明确的规定，决定的随意性大。《新世纪》周刊的评论指出：“在实践中，与公安人员有良好关系的嫖娼卖淫者，可能就不被收容；没有良好关系的，就要被收容。嫖娼卖淫人员能够缴纳罚款的，可能就不被收容，交不出罚款的，就要被收容。”

其三：行为与惩罚不相适应。红网的评论文章《莫以教化之名，行侵权之实》认为，作为刑罚的管制，是不予关押限制一定自由，期限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拘役，则剥夺自由，期限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但作为对一般违法行为惩戒的收容教育却有六个月至二年，反而更重，“岂不荒诞”？

其四：涉嫌“一事二罚”。《检察日报》采访了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傅达林。他认为，卖淫嫖娼者，此前已被行政拘留，行政强制是为制止违法行为、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对卖淫嫖娼的，处以行政拘留或罚款足矣，完全不用再进行收容教育。

腾讯网“今日话题”栏目大约是出于“兼听”的考虑，为读者提示了某些辩护者的一种不同意见。这种意见是针对立法环节而论：“辩护者称，《决定》（指最早提出收容教育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海外网注）就是一部法律文件，认为1991年与《决定》同时出来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即能说明这一点，并且2009 年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也包含了上述《决定》，即明确了《决定》确实属于法律。而《办法》则是在《决定》授权下通过的行政法规。因此，辩护者认为收容教育制度并不违反《立法法》。”但腾讯网编辑在后文指出，“这种辩护仍然需要面临质疑。”

《凤凰周刊》曾在报道中提到，在上海、广州，收容教育的使用已在萎缩，很可能离废止不远。而黄海波案此番引起的关注和讨论，令一些人开始期待其对收容制度改革的推动。6月3日《大河报》评论文章《黄海波案能否撬动收容教育制度》即指出：“孙志刚以生命代价让《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了；由上访妈妈唐慧的控告让劳教制度废除了，黄海波案能否成为一个撬动收容教育制度终结的一个杠杆？”不过，考虑到和孙志刚案、唐慧案、任建宇案的性质、影响力都有不小的差距，黄海波案未必能产生如此大的作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改革始终会向前走，法律制度也将不断完善。（文/邱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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