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波被收容引爭議，能否成為改革契機？

5月15日，正在北工大建國飯店嫖娼的演員黃海波被警方當場抓獲，並被處以15日行政拘留的處罰。5月31日上午，北京市警方証實，依法決定對黃海波與涉案女子收容教育6個月。自此，一個原本關於娛樂圈與道德的話題，引起了人們對司法制度的討論。

盡管幾乎是第一次單獨成為熱烈討論的公共話題，但收容教養絕非新生事物。而且特別地，這幾乎是一個專為懲處賣淫嫖娼而設的制度。1993年，國務院頒布《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正式規定，對“尚不夠實行勞動教養”的賣淫嫖娼人員，可由公安機關決定進行收容教育，時間為六個月到兩年。其具體形式為“集中進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組織參加生產勞動以及進行性病檢查、治療的行政強制教育措施。”

去年年底，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勞動教養制度被正式廢除。在后續討論中，包括社區矯治、收容教育在內的替代或類似制度也被涉及，但並未引起較大的重視。今年4、5月份，《鳳凰周刊》和財新《新世紀》周刊等雜志，都對收容教育制度有過報道，但沒有引起很大關注。

媒體曝出黃海波被進行收容教育后，這一制度所受關注空前。有多家媒體發文評論此事，特別是6月4日《檢察日報》的文章《“收容教育”法律依據何在？》讓輿論驚呼“官媒發聲了”。此外，影響較大的還有刑訴律師陳有西發表的文章《黃海波被收容教育為什麼是錯誤的》，該文在微博獲得了7000以上的轉發。

綜觀近期的評論，收容教育制度受批評的方面主要有四：

其一：限制人身自由未經正式立法。《新世紀》周刊引用《立法法》第八、九條：“下列事項隻能制定法律：（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檢察日報》則直接引用北大行政法專家姜明安的論斷：“《關於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不是法律，其限制人身自由的規定，與《立法法》上述規定相沖突。”

其二：缺乏明確的規定，決定的隨意性大。《新世紀》周刊的評論指出：“在實踐中，與公安人員有良好關系的嫖娼賣淫者，可能就不被收容﹔沒有良好關系的，就要被收容。嫖娼賣淫人員能夠繳納罰款的，可能就不被收容，交不出罰款的，就要被收容。”

其三：行為與懲罰不相適應。紅網的評論文章《莫以教化之名，行侵權之實》認為，作為刑罰的管制，是不予關押限制一定自由，期限三個月以上二年以下﹔拘役，則剝奪自由，期限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但作為對一般違法行為懲戒的收容教育卻有六個月至二年，反而更重，“豈不荒誕”？

其四：涉嫌“一事二罰”。《檢察日報》採訪了西安政治學院副教授傅達林。他認為，賣淫嫖娼者，此前已被行政拘留，行政強制是為制止違法行為、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情形，依法對公民的人身自由實施暫時性限制，……對賣淫嫖娼的，處以行政拘留或罰款足矣，完全不用再進行收容教育。

騰訊網“今日話題”欄目大約是出於“兼聽”的考慮，為讀者提示了某些辯護者的一種不同意見。這種意見是針對立法環節而論：“辯護者稱，《決定》（指最早提出收容教育的《關於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海外網注）就是一部法律文件，認為1991年與《決定》同時出來的《關於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草案）的說明》即能說明這一點，並且2009 年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通過的《關於修改部分法律的決定》，也包含了上述《決定》，即明確了《決定》確實屬於法律。而《辦法》則是在《決定》授權下通過的行政法規。因此，辯護者認為收容教育制度並不違反《立法法》。”但騰訊網編輯在后文指出，“這種辯護仍然需要面臨質疑。”

《鳳凰周刊》曾在報道中提到，在上海、廣州，收容教育的使用已在萎縮，很可能離廢止不遠。而黃海波案此番引起的關注和討論，令一些人開始期待其對收容制度改革的推動。6月3日《大河報》評論文章《黃海波案能否撬動收容教育制度》即指出：“孫志剛以生命代價讓《收容遣送制度》廢除了﹔由上訪媽媽唐慧的控告讓勞教制度廢除了，黃海波案能否成為一個撬動收容教育制度終結的一個杠杆？”不過，考慮到和孫志剛案、唐慧案、任建宇案的性質、影響力都有不小的差距，黃海波案未必能產生如此大的作用。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改革始終會向前走，法律制度也將不斷完善。（文/邱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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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於川、鄒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