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智新:“潘家峪慘案”國內起訴意在銘記歷史教訓

資料圖：“潘家峪慘案”紀念館座落在唐山市豐潤區潘家峪村內。

7月13日，潘家峪民間對日索賠團和潘家峪村民委員會在京向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簽署委托授權書，正式委托后者全權代理潘家峪慘案受害者全體遺屬，在中國法院起訴日本政府。若獲立案，這將是中國“二戰”大屠殺受害者首次通過國內法院集體控訴日本政府。

中國“二戰”受害者的民間索賠行為，無論從受害者主體，索賠法理依據還是索賠時效等方面看，均有其正當性，在國際社會也有諸多先例可循，與主權國家間戰爭索賠權的放棄無關。幾十年來，國內民間對日戰爭索賠一直未曾間斷，但這些具體索賠案件之所以“屢戰屢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全都在日本國境內的地方法院起訴，所以往往以“國家放棄索賠權”、“超過訴訟時效”等諸多不合理理由被駁回。以往國內法院未能就民間對日索賠立案的重要原因在於國內並無關於“二戰”戰爭賠償的相關立法。當然，我國政府一直以來出於維護中日友好大局的長遠戰略考量，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這次潘家峪民間對日索賠正式在國內法院起訴，適逢一個重要而敏感的時間節點：一是日本國內近年來美化侵略歷史的右翼政治勢力不斷膨脹，其代表性政客甚至登堂入室、竊居高位，讓中國、韓國乃至全球曾經飽受日本“二戰”戰爭罪行侵害的民眾憂心忡忡﹔二是今年3月18日，“二戰”被擄的中國勞工及遺屬狀告日本企業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正式立案，這是中國法院首次受理勞工訴日企案﹔三是不久前涉及戰爭罪責敗訴的日本相關企業船隻被中國法院方面強制執行。以上這些都為民間對日索賠案的國內立案贏得了難得的“天時地利人和”。

當然，此次潘家峪民間對日索賠案盡管索賠理由十分充足，未來仍將面臨立案方面的最大難題：一是國內並無索賠方面的國家立法﹔二是以另一主權國家政府而非企業法人或者自然人為起訴對象的戰爭索賠案，勢必牽涉到諸多錯綜復雜的非司法因素，立案之路勢必艱難。

盡管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我國民間對日戰爭索賠之路仍將坎坷不平，但這一舉措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方面，面對日本國內右翼勢力不僅美化侵略歷史，甚至試圖抹殺二戰勝利成果、挑戰戰后和平國際秩序的惡浪，中國的二戰罪行受害者們不屈不撓的控訴，正是向全世界人民揭示歷史真相，警惕軍國主義復活的洪鐘大呂，所有熱愛和平的人民都應該充分清醒、冷靜地認識到：有效防止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死灰復燃，避免二戰等反人類慘劇重現，我們不僅應該聽那些曾經的戰爭國家政客們說些什麼，還應該聽聽戰爭受害者們說些什麼，更應該看那些政客們做了些什麼。如果一方面口口聲聲宣稱走和平道路，另一方面卻千方百計的美化侵略歷史、推卸戰爭罪責，罔顧戰爭受害國人們的歷史悲情和現實感情，甚至妄圖抹滅戰爭勝利果實、顛覆戰后和平秩序，在歷史、領土等問題上不斷制造事端、挑舋鄰國核心利益，那就應該高度警惕，大膽揭穿其險惡用心。從這一角度看，我國民間索賠力量爭取國內立案的舉措，充分顯示了不懼邪惡、崇尚正義的無畏勇氣。

另一方面，此舉也強有力地告誡、警醒國內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唯有銘記歷史教訓，時刻警惕外侮，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才能避免歷史悲劇重演。

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和平的民族，五千年來以“海納百川、兼收並蓄”聞名於世，是一個崇尚寬容、忠恕等信條的民族。所以包括潘家峪“二戰”大屠殺受害者的民間索賠行為也好，中國官方的“二戰”歷史教育也好，絕非讓民眾銘記歷史仇恨而是銘記歷史教訓，不是渲染民間敵意而是著眼於民族和解、長遠友好。如果作為侵略國的日本能夠深刻反省戰爭罪行，誠意承擔賠償責任，勇於直面侵略史實，教育后代吸取教訓，相信不僅能贏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而且可以預見對日索賠的案子隻會越來越少。

與此同時，中華民族也是一個崇尚天道正義、嫉惡如仇、愛憎分明的民族，任何試圖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甚至指鹿為馬的言行，都會被視為不義而成千夫所指﹔任何試圖將惡意篡改歷史、踐踏別國主權等核心利益苦果強加於自己的惡行，都會激發起全民族的同仇敵愾。面對日本國內部分政客出於自身眼前利益而綁架整個民族的不義之舉，中國民間戰爭索賠力量堅持不懈地予以揭發控訴，無論其力量和聲音有多麼弱小，無論其結果和成效是否如願，都值得中國乃至全世界熱愛正義的人民高度重視和贊譽。

（張智新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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