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和談：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鬆

以色列慘烈的“護刃行動”告一段落。難得的72小時停火，讓加沙地帶不再有血與火的煎熬，巴以平民也暫消戰爭帶來的恐懼。

埃及調停旨在巴以永久停火的談判，看來有些理想主義。因為在此之前，巴以和談曾經看似實現了永久停火的曙光——在1991年馬德裡會談充滿火花的針鋒相對之后，1993年巴以雙方簽署了《奧斯陸協議》。這個協議，通過“土地換和平”的有序實踐，以實現巴勒斯坦從自治到建國的艱難過程。巴解組織主席阿勒法特和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外長佩雷斯，因此獲得了199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其時，拉賓總理曾經充滿感情地訴說，“曾經與你們——巴勒斯坦人——作對的我們，今天對你們大聲、清楚地說，流血、眼淚，夠了，夠了！”

然而，當拉賓總理被刺以后，這項最具創造性的協議停滯了。加之巴勒斯坦的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杰哈德)不承認巴解組織和以色列政府簽訂的協議，頻繁制造恐怖的自殺襲擊，巴以再陷邊戰邊談的紊亂狀態。2000年以色列鷹派領導人沙龍制造“阿克薩清真寺血案”，巴以之間以暴易暴更為慘烈。

隨后的巴以和談基本失去了意義。一方面是新仇舊恨的累加，讓巴以雙方都難以妥協，另一方面是巴以內部立場的不統一。尤其巴解組織、哈馬斯與杰哈德，在自治、建國和對以關系上立場嚴重差異，特別是主導巴勒斯坦政權的哈馬斯習慣性地採取自殺襲擊的那套策略，不斷刺激以色列大規模的武力反恐。

奧斯陸協議停滯了，土地換和平失去了意義，和平路線圖計劃也已經擱淺。

歷史警示現實，現實昭示未來。巴以之間，無論是雙邊多面（巴勒斯坦內部各政治派別）的和談，還是在美國、歐洲、阿盟和聯合國等多邊架構下的巴以談判，巴以雙方雖然都有和平的願景，但由於歷史積怨太深，現實矛盾難以化解，因而巴以的未來難以讓人樂觀，甚至可以說巴以之間沒有未來。此外，橫亙在巴以之間的結構性障礙，無論哪方都不會也不敢逾越。這些障礙包括：耶路撒冷、難民問題、邊界問題和定居點問題。

耶路撒冷為三教聖地，攸關宗教情感和精神皈依。放棄耶路撒冷對篤信宗教的巴勒斯坦人不可能，對流離失所數千年而終得復國的以色列人而言，耶路撒冷不僅是永遠的首都，也是凝聚猶太人向心力的精神符號。數次中東戰爭，不斷的巴以沖突，超過500萬的難民流落在其他國家，難民問題不是巴以雙邊能解決的難題，也涉及到其他國家的利益。至於邊界和居民點，更是每一次巴以沖突的導火索，以色列以強勢的軍事力量，強退居民點定居，以擴大本國的戰略生存空間。而巴勒斯坦則以暴力以對，以軍方以牙還牙。進退拉鋸，尤其是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地帶，則成為以色列對巴軍事行動前推的焦點地帶，由於這一地帶的猶太人定居點全部撤出，對加沙地帶的戰事就成為以色列定點打擊哈馬斯並維持本國地緣緩沖的手段。

兩個近鄰，蹩居於2.7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生存空間太過逼仄，加之周邊地緣關系復雜，稍有摩擦便會引發激烈的武裝沖突。以色列的強勢難辭其咎，哈馬斯的恐怖主義也不得人心。以本次巴以沖突為例，國際社會對以色列襲擊聯合國學校的行為予以譴責，但包括一些阿拉伯國家也對哈馬斯的暴力行為頗多微詞。溫和的阿拉伯大國沙特對哈馬斯不感冒，支持巴以和談的埃及也對哈馬斯有疑忌。大規模鎮壓“穆兄會”支持者的埃及現政府，就認為哈馬斯脫胎於“穆兄會”。

最新由埃及主持的新一輪巴以和談，巴勒斯坦方面的代表就包括了巴解組織、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而且，埃及方面也不是讓巴以雙方直面會談，而是採取傳話的方式進行。這種脆弱不堪的形式主義談判，要想談出永久停火的結果來，簡直算是奇跡。

以往總是主導談判的美國（或在最后環節在美國簽署協議），此次僅用了一個”希望參與其中”的弱勢表態。聯想到此前克裡國務卿斡旋巴以沖突的無果而終，凸顯美國在中東和平進程中的角色異化。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總理，明顯對美國忽視中東戰略的姿態不滿，美以這對最親密的盟友，開始出現了罅隙。雖然美國依然向以色列提供軍援，並將巴以沖突的責任歸咎於哈馬斯。

巴以沖突，或可實現短暫停火，但不可能實現永久和平。歷史恩仇與現實利益的糾葛，決定了兩個鄰居難以遏止的暴力生存模式。

（張敬偉，察哈爾學會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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