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鵬：讓市場成為“調結構”的主角

王宇鵬

近年來，經濟結構調整成為中國經濟最熱的詞匯。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加快轉方式調結構促升級”是中央對今年經濟工作的重要部署。應該說，經濟結構調整是大勢所趨。本身並沒有任何問題，但筆者想強調的是，在經濟結構調整中，應該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發揮市場的作用。

經濟結構是一個比“產業結構”內涵更為豐富的詞語，應該包含地區結構、產業結構、收入結構、消費結構等反映國民經濟組成和構造的所有結構，而在很多文章中，經濟結構被狹義化為產業結構。筆者認為，在目前的中國，地區結構、收入結構等結構的調整與產業結構調整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因此，應該以一個廣義的角度來理解經濟結構調整。

對於經濟結構調整，市場和政府力量孰重孰輕，一直存在爭議。筆者認為，經濟結構調整應以市場機制為主，行政力量為輔，政府調控應有所為有所不為，把工作重點放在市場秩序的維護上。

從經濟發展規律來看，產業間存在復雜的產業關聯關系，一個新產業的發展建立在另外一個產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之上，或者，互為發展基礎。比如，快遞行業的蓬勃發展是以電子商務的發展為基礎的，而生產性服務業的基礎是制造業的充分發展。因此，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如果過分追求一些產業結構的提高，會使產業發展失去基礎和動力，最后反而達不到預期的目標。

從消費的決定力量來看，根據凱恩斯絕對收入假說，收入是消費的重要決定因素，消費結構的改變以收入的提高為基礎，而且收入對消費結構的改變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此外，消費習慣也會影響消費結構的轉變，由於消費習慣惰性比較強，消費結構轉變相對緩慢。

從政府行政干預力量來看，一方面，受到人類對未來可預見能力的限制，一國政府並不能准確地預測未來經濟結構應該是什麼樣，方向認識的偏差可能會導致錯誤的政策指向﹔另一方面，即使方向把握正確，政府干預的力度也很難把握，過大會導致經濟結構超前，過小會導致力量不足，難以發揮作用。因此，政府要做到恰如其分的市場干預有一定難度。

從經濟學理論來看，產業結構調整並不是宏觀經濟調控追求的四大目標之一，產業結構調整並不必然導致社會福利的減少或增加，也不是消費者直接追求的目標之一。

當然，市場也存在“失靈”的地方，尤其對於收入結構、地區結構的調整，收入、地區差距過大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穩定因素，甚至會阻礙經濟增長，因此，政府在有所不為的同時，也應有所作為。▲(作者是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宏觀研究員)

(責編：邱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