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東：儒家思想不能主導中國改革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儒家思想引導中國未來道路的呼聲、文章、學術研究開始興盛起來，到今天已匯成一種不小的聲音，被稱為“新儒家”。這種聲音，作為對上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界幾乎是一邊倒的中國歷史虛無主義、全盤照搬西方思潮的一種反省，無疑值得肯定。然而，以儒家思想主導中國改革的主張沒有可行性——不論喜歡還是不喜歡這種價值判斷。

儒家思想中的最重要部分，對於政治制度、社會關系、家庭倫理的設計是什麼？就是“尊卑有別，長幼有序”，以此為原則，給人類社會加上一個秩序。這個原則對當時的世界是個進步。然而，當時領先的儒家今天無論如何是過時了。首先，它與現代社會平等、獨立、自由的價值觀相悖。平等、獨立、自由這些價值觀確實主要來源於西方，但已經為整個人類社會所接受，包括中國共產黨。人類社會已經學會了以平等、獨立、自由為原則，構建政治制度、社會關系、家庭倫理關系，同時保持秩序，避免“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這一點在可預見的未來是不可能扭轉的。

除了與現代社會平等、獨立、自由的價值觀相悖外，儒家思想還有其他方面的缺點，譬如，過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適用於當代中國。儒家思想在“大爭之世”的春秋、戰國時代並不能大行於世。它大行於世，是在中國把大的戰爭都基本上打完之后。這個時代正如西漢東方朔在《答客難》中所說，“聖帝德流，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然而，當今中國所處的世界，仍是個“大爭之世”。雖然大國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比起春秋、戰國時期是小得多了，但“大爭”仍舊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打仗，也要爭經濟，爭政治。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資源，我們也不能光挖掘儒家的，更要挖掘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大爭之世”的其他思想、文化資源。

還有一些人認為，我們可以利用儒家這個符號做新的解釋，從而與西方中心論相抗衡。然而，儒家是在中國被多次打翻在地的符號。它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原來的神聖性，卻是不爭的事實。失去了這樣的神聖性，它作為凝聚人心的符號價值就大打折扣。

當然，儒家思想今天仍有其寶貴價值。這就是培養、保持一個憑借個人成績而不是血統高貴選拔的階層，將以“仁者愛人”、“以天下為己任”等價值觀教育、培養的士大夫階層，作為治理國家的中堅力量。這一點很值得當今中國乃至世界繼續借鑒。

中共十八大提出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一條新路。當今世界，科技、經濟迅猛發展，帶來進步，改善人們生活的同時，也面臨著環境惡化、資源短缺、人口增長等難題。特別是國際金融體系的復雜化，互聯網帶來的政治運作、社會關系的急劇改變，恐怖主義的失控，很多人認為已是“歷史終結”的西方體制也遇到了危機。不僅中國，整個人類社會都需要走新路了。作為歷史悠久、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不僅要為自己開辟一條新路，也要為世界開辟新路做出貢獻。這就需要繼往開來。繼往，裡面包括儒家，但不可以儒家為主導。

我們要從整個中國古代文明，從古希臘、羅馬到現代西方文明，從蘇聯到中國的革命與建設實踐中都汲取經驗與教訓，並加上洞悉未來的創造性，進行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改革，進行社會關系與精神文化的探索，這才是中國改革的主導方向。▲(作者是北京知名學者)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