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顏利：西方政治理念根基在動搖

金融危機以來，國際政治思潮出現一些新的動向。密切關注這些新變化，同時採取切實可行的應對策略，在增強我國的話語權與文化軟實力、樹立良好的中國形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國際政治思潮中關於不同制度的新思想。美國詹特森教授和韋伯教授在《美國的硬推銷》中指出，過去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是五大理念：和平比戰爭好，霸權比均衡好，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民主比專制好，西方文化比其他所有文化好。但是，這五大理念今天不再像過去一樣擲地有聲、引領潮流，除“和平比戰爭好”外，其余四大理念正在發生變化。

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對不同制度的看法發生了很大變化，主要是對資本主義特別是其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反思更加深刻。如：美國三位諾獎得主都嚴厲批判新自由主義。斯蒂格利茨說：一方面，它為銀行家和投資者的行為提供依據，使他們相信，追求私利會提高全社會的福利﹔另一方面，它為監管者和決策者提供幫助，使他們相信，解除或放鬆監管會促進私人部門繁榮，使大家都能從中獲益。克魯格曼教授在批判裡根的“小政府，大社會”理念時指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徹底粉碎了人們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的信仰。”薩繆爾森在這場危機中指責“那些完全指望市場力量的人”，並力主政府干預經濟：既要在微觀經濟領域“對企業進行規范”，又要在宏觀經濟領域“穩定經濟”。

二是國際政治思潮中關於人權的新觀點。人權即人的權利，是“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針對西方宣揚的“天賦人權”與“人權大於主權”，美國東北大學潘琳教授認為：“我們錯誤地認為，人權是天賦的，是不可剝奪的。”

但是，“我們不是生而平等的”。如果人不屬於任何共同體，“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就是零，即“一旦某個人沒有國籍，……這種情況中的人完全沒有權利”，“屬於一個共同體的權利比人權本身更重要”。

讓我們看看美國推銷“人權高於主權”的實踐邏輯：卡扎菲死了，利比亞人民享受到了更好的人權嗎？穆巴拉克下台了，帶來埃及的民主、自由與和諧嗎？這難道就是西方鼓吹“人權高於主權”的現代文明？

三是國際政治思潮中關於不同民主政治的新論斷。金融危機以來，國外學者對中國民主政治的興趣日濃，並認為它已成為世界民主政治的一種新形式。如在美國學者戴爾蒙德主編的《中國的選舉與民主》一書中，不少西方學者認可中國民主並對其前景持樂觀態度。他們認為，支持改革的精英分子將會同普通民眾一起，最終形成一種新的民主政治體制。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鄭永年說，中國民主要走自己的路。他強調“中國不拒絕民主，但也不簡單輸入民主。這是中國有序民主的希望”。

我們要高度重視國際政治思潮的新變化，努力破解西方在人權與民主等領域的話語霸權。要認清西方強加的“極權、專制、不民主”等概念陷阱，努力提煉和歸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驗和理論價值，不斷增強政治自信力和理論說服力。▲(作者是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責編：宋勝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