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賢：傳神正在“阿堵”中

　　顧愷之畫人物不輕易點眼睛，說是“四體妍蚩本無關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意為這個）中。”借來比喻文學語言，也很恰當：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人物、情節、場景是它的“四體”，語言是它的“心靈之窗”，精氣神借以閃現。文學語言相近於古人說的“文字”，或“五四”后說的“文體”，或契訶夫說的“筆調”（他視為作家有無前途的標志），或今人說的“敘事風格”。它是一個綜合概念，不僅指詞匯，更指對詞匯的指揮調遣。人生故事大同小異，“太陽底下無新事”，說什麼是次要的，關鍵在於說得好。想把故事說得吸引人，全靠語言來傳神寫照。文學語言可以有多種定義，“傳神”二字最能一語中的。

　　文學語言極其復雜，用“文野”“雅俗”“精粗”等現成概念來衡量，往往走進誤區。《辭海》歸納文學語言的特點為“准確、鮮明、生動、富有形象性與藝術感染力”。然而准確、簡練和生動表現在作品中是多元、不居、變異無窮的。它因體裁而異，因作家而異，因讀者而異，永遠是一個個個案。對這樣一個充滿動勢和變數的活體，不可能有標准化的“公尺”。若把文學語言作為議論的話題，我認為應以一個基本觀點作為前提：承認它的多樣性，承認文無一體、美有萬殊。

　　從文體看，對語言要求最考究的是詩。詩要求高度概括，一語道破。宏大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壯闊如“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精致如“今夜偏知春氣暖，虫聲新透綠窗紗”，微妙如“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但詩人的語言是單純和穩定的。散文亦然，通篇是作者自己的語言。不過小說則因多重成分而情況復雜。

　　作家以語言為風格的載體，好的作家必有敏銳的語言感覺和獨特使用。錢鍾書鋒芒畢露，楊絳綿裡藏針，沈從文忌用成語，王蒙成語編隊列陣。宗璞用典雅的文字寫學者教授的故事，王朔用俚俗的語言寫市井人物的故事，都能傳特定人物和特定生活之神，各得其宜。如果用王朔的語言寫宗璞的人物，用宗璞的文字寫王朔的故事，必定有圓鑿方枘的別扭。薛寶釵的文雅談吐和她哥哥的猥褻俚曲，同出自曹雪芹筆下。《巨人傳》的語言狂野恣肆，作者拉伯雷卻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淵博學者。而一個作家相對穩定的敘事風格，也會因刻畫不同的人事而作微妙的或顯著的調整。劉震雲的《官場》和《我不是潘金蓮》，同是他大巧若拙的筆調，但兩者間的語言區別很明顯。更有一種常見的手法：敘事者“我”是故事裡的一個人物，從頭到尾用此人的詞匯和口吻來說話。《小癩子》通篇痞子腔，《狂人日記》滿紙瘋話，同是出於藝術的需要。人物粗俗，不等於作家粗俗。是人物沒文化，不是作家沒文化。好的小說，每篇都是一個獨立的語境，要求作家一律用循規蹈矩的語言寫小說，好像規定武林高手一律使刀，不准弄十八般兵器。倒是用規范書面語寫的小說，讀起來不沾地氣，蒼白無味。魯迅說蕭紅的《生死場》：“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如果交給中學教師把這些“越軌的筆致”一一按規范語法改正，沒有了“明麗和新鮮”，也就把《生死場》毀了。

　　總之，藝術創造的規律是“志在新奇無定則”（許瑤《題懷素上人草書》詩），是“扮龍像龍，扮虎像虎”（戲訣）。作家之能事，恰在於“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文學的魅力，乃生自語言的色彩繽紛。一部小說是一個完整的語言世界，無數小說像草原上群馬奔騰，想要甩一個預設的通用套馬圈使它們就范，是很不智的。宋人論學習古賢詩歌，有“活法”“死法”之說，對於語言，語文教師用的是“死法”（規范），作家用的是“活法”（變化）。教師要求“正品”，作家喜歡“窯變”。編輯應當善識千裡馬於驪黃牝牡之外。

　　好的小說語言很像美食，須有獨家之味。“津津有味”“味同嚼蠟”，都以“味兒”比喻閱讀。我有一位已故文友，認為小說負有推廣普通話的歷史責任。他是北京人，在貴州工作多年，用普通話寫的貴州人事，不論是城鄉工農，讀起來皆似是而非，對話尤其格格不入，有一種礦泉水被蒸餾水代替的感覺。國家可以法定通用語，世上不可能有無鄉無土的“通用人”。小說總要寫一塊具體土地上的人和事，魯迅寫浙江，老舍寫北京，張愛玲寫上海，馮驥才寫天津，方言土語正是傳神“阿堵”。就是寓言型的現代派小說，作家也要選擇富於色彩的獨特語言，而不會用一種文化積澱很少的“世界語”。當然，作家運用方言土語，不是簡單的“原生態”，而是在總體通行的“官話”敘述中，以精心挑選的方言來點睛添彩。

　　而讀者喜歡或厭惡某種敘事風格，固然擁有絕對的權利，但也不宜黨同而伐異，喜歡的大力提倡，不喜歡的呼吁鏟除。趣味雅正當然好，但也要有承認“文無一體，美有萬殊”的雅量。議論文學，更要有“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類取之”（孔穎達《易疏》語）的慎重。

　　當前文學創作的語言狀況，我所知有限。就近年讀到的幾本，如《我不是潘金蓮》（劉震雲）、《蛙》（莫言）、《黃雀記》（蘇童）等，依“傳神”標准，語言都是好的。《朱雀城》（黃永玉）人物眾多、萬象紛呈，語言也隨之磅礡恣肆，生龍活虎。網絡文學我很陌生，讀到過后來出版紙質書的滄月的幻異小說，筆致精致得很，營造出淒美的語言世界。對這類創作，我們一向當它不存在，其實它與大受炒作的《魔戒》《哈利·波特》是同一族類。倒是報紙、雜志上的散文，我覺得有點學生腔、文藝腔、翻譯腔較多，好像“散文就得這麼寫”。其實散文的寫法和語言，應該是比詩和小說更加多樣化的。網絡上不斷出現新詞，迅速進入新聞和文學文體。其中有的頗精彩，如“被”（“被代表”“被自願”）﹔也有的令人惡心，如“屌絲”。此外，不必要地嵌入些外文字母，加上簡化字裡“合並字”（如“後”並入“后”，“乾”並入“干”等）造成的大量錯別字，等等，漢語的尊嚴、表現力和文化含量，都出現了一些令人憂心的現象。但風尚潮流，無可抵御。隻有寄希望於語言作為一個歷史范疇，時間能產生汰劣存優的作用。

　　年輕作者，我覺得可以從閱讀外國作品得到許多思想、手法方面的啟發和借鑒，而語言一定要孜孜以求地精研母語。這是文學安身立命之所。

　　我年輕時讀屠格涅夫的散文詩，說俄羅斯語言天下最美，很是羨慕。后來發現好多大師都認為他們的民族語言才是天下最美，這才省悟：作家出於職業的敏感，不斷發現母語中蘊藏著無窮盡的美和力，於是發出這樣真誠至偏激的贊美，並非他們的語言已捧了世界杯。漢語的表現力是毋庸置疑的。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元曲，從《史記》到唐宋傳奇、明人小品到《紅樓夢》到《野草》，我們也完全可以說“無與倫比”。有一個現象值得深思：第一流的翻譯家都是第一流的學者兼作家。而母語水平不如外語水平的譯者，絕對出不了好譯品。翻譯如此，何況創作。

　　作家簡介

　　戴明賢，1935年生，著有《一個人的安順》《物之物語》《鄭珍詩傳》《戴明賢散文小說選》等。小說及劇作曾獲全國兒童文學獎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貴州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責編：邱天人)